垃圾围城，抑或，垃圾减量，非此即彼。

　　众多城市，要避免“围城窘境”，就须千方百计“减量成功”。垃圾减量，需要有足够说服力和执行力的制度设计。

　　先说说，垃圾收费制度。

　　生活垃圾处置，需要收费吗？曾经，这个问题充满争议。如今，有了明确说法。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在垃圾处置、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方向；两个时间节点是——2020年，基本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和价格政策体系；2025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绿色发展价格机制。

　　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机制，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激励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种普遍的评价是，这些措施，既是对现有绿色价格政策的补充完善，更是对相关领域价格机制的改革创新。这样的完善和创新，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治理的观念变革。

　　垃圾收费的观念碰撞，早已有之。2001年6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到征求意见截止日，共收到市民来信来电696件，各种意见和建议300多条。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拟征收生活垃圾处置费，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种意见认为，居民生活垃圾处理的费用应当由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不应向居民收费。另一种意见倾向于，适当向居民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已为一些国家所采用，京、津等城市也已试行，申城如何解决，尚需要慎重论证。对此，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展开专题调研。随后，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建议，对居民生活垃圾处理的收费问题，条例暂不做规定。当年9月24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稿删除了有关征收生活垃圾处置费的条款。

　　全社会商讨立法征收生活垃圾处置费，这在上海是头一遭。一个问题，能够进入地方立法并引发社会讨论，成为现象级话题，可见这个问题的确是问题。立法要平衡各方，求取最大公约数，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的规则设计，不妨先搁置。

　　只不过，社会在发展。2010年前后，申城财政每年为处置生活垃圾投入5亿元左右，主要用于“后端处置”。要实现降低人均生活垃圾处置量、以2010年为基数每年减少5%，力争2020年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较2010年减少50%的目标，财政投入必须“前移”。当时，一种共识是——与其任由垃圾逐年递增，后端处置费逐年看涨，不如前端激励，从源头上为生活垃圾减量。

　　2010年后，申城1090个小区试点生活垃圾分类，每户居民都将由政府赠送可降解的垃圾分类袋。垃圾袋，仅是政府激励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一项支出。当年来自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信息显示，居民最担心分类垃圾出了家门被“混装”，这需要职能部门做好后续“处置链”，添置干湿垃圾分类运输车，十分必要；一辆车预计需要30万元左右，以10万户居民的人口规模计算，这种运输车需要3-4辆，预计财政投入100万元左右，全市则需几千万元。无论如何，申城垃圾处置前端激励，各区财力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目标只有一个——源头减量。

　　试点当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以湿垃圾减量不可或缺的生化处理机为例，一个1000多户人口的小区，一台生化机每月电费就要3000元左右；若由财政和物业分担，如何分担，双方才能可持续？可降解的垃圾分类袋有怎样的市场定价，才能让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可承受？无论如何，生活垃圾分类终结“财政零投入”，已是申城垃圾处置方式的重大变革。要实现生活垃圾减量，究竟需要怎样的技术标准、价格杠杆，都有待“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当绿色生态成为国家战略，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就成为路径选择；而垃圾收费，也就成为一种调控手段，一种将绿色、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落实于生活细节的调控手段。

　　可以肯定，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及减量化激励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制度设计，如此激励约束并重——申城，自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