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一锤定音，启动了留学大潮。此后40年，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归去来兮，始终不忘“索我理想之中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属于他们的精彩。

　　1986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场大考：公派留美考试。学校委托英国文化协会出题并阅卷。开考后一看，仅是一道作文题，题为“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厨子多了煮坏汤）。外语系有40多位教师参加，当年我还是个小助教，抱着“碰碰额骨头”的想法，重在参与吧。不料，超常发挥，撞上了大运，1988年，我被公派去了美国纽约大学留学。

　　纽约大学建于1831年，是一所赫赫有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被列为美国新常春藤大学之一。当时我国经济条件不太好，学校仅给我买了张单程机票。到纽大后，通过面试，我得到了汉语课程兼职教授的职位，这样就可维持留学的基本生活了。

　　公派时间有限，留学对我而言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纽约大学对所有学生都采用一把尺子，留学生没有任何照顾或优惠政策，这是一个压力和动力并存的倒逼机制。我时常彻夜不眠，为了一次测验，一场讨论，或一个演讲，费尽心思，反复演练，毕竟我们是外国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 

　　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纽大老师的教学方法。他们不是指挥者或控制者，倒更像是一个学伴儿。他们十分注重学生或团队之间的互动和辩论。西哲贤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常在大街上跟人雄辩，西方人之所以敢讲善讲，就因为他们代代沿袭着一个崇尚论辩的传统。这样的课堂氛围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动力，同时也看到了差距。纽大注重的是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观点、有没有不同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次，在英语语法课上，教授让我们每个学生出四道自认为有价值的语法题，然后她整合了一下，选了六道题作为期末考卷，其中有一题就是我出的。这种教学模式激发出学生的创意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那个年代的外语教学强调语法和背诵，而纽约大学却非常注重阅读，除了几本厚厚的必读的经典专业著作外，各科教授更是开列出一长串参考书，让你在课后除了看书，还是看书。魔鬼式的阅读训练确实让人有点招架不住。疲惫瞌睡的时候，我就用冷水冲一下脸再继续看书，渐渐地就练出了阅读的速度。

　　写作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更是严峻的挑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在纽大，几乎所有的作业都是写短文，随笔，要写得准确、得体，而且要快，绝非易事。那时的美国就已经使用电动打字机了，写文章很便捷。持之以恒，渐渐地就适应了，愿写勤写并乐写，英语写作能力就有了飞快地提升。

　　1991年，我如期毕业，打算让妻子来纽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一起回国。当时女儿只有3岁，压根儿没想到美领馆签证官执意要我女儿与她母亲同行，说是孩子太小，不该单独留在家里。于是母女俩破天荒地匆忙合拍一张照片、共享一本护照和签证，来到了纽约。不少同事、朋友和美国老师曾反复问我，是否想过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我明确回答：没有！履行公派留学协议，确保两校合作项目能继续，仅此而已。选我汉语课的学生知道我要回国，觉得很意外。有一次在课堂上操练“难道不……”这个句型时，一个美国学生问我，“陆老师，难道你不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吗？”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一愣，停顿了三五秒，我答道“只要生活充实，故乡的月亮最圆。”我故意用上了前一节课教过的句型“只要……”不仅温故知新，而且说出了心里话。

　　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30年前盖有留美J1签证章的公派护照，还有那本妻女合照共用的特殊护照。3年留学经历，深刻影响着我之后几十年的教学思想和研究方向。我一辈子与中英两种语言打交道，既为饭碗，亦是兴趣。耳顺之年顿悟：英语于我是敲门砖，中文于我才是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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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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