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西城区。小时候很少走出西城区，我的中小学都是就近入学，同学都是住在附近胡同里的孩子，我的家就在我爸的单位里。当时住在筒子楼，小伙伴比学校里的同学关系亲近，单位就是我的社会。

　　当时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收音机也主要是用来听样板戏，拉近我们和世界距离的就是报纸，刊物也很少。我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去爸爸单位传达室看《参考消息》，“参考”两个字有点神秘感，代表着内部，当时电影院放的内参片也叫参考片。上大学的时候，我出了西城区，到了海淀区的人民大学。因为开学时人大宿舍紧张，我经历了一段走读时光，我的交通工具就是我爸爸的飞鸽加重自行车。后来我才知道有的同学羡慕我有自行车。自行车变成了我的“距离”，我们最远骑到过香山。当时能骑行到外地的同学就有点传奇色彩了。大学时方言成为一种距离，因为北京没有方言，所以北京同学就显得没有外地同学那么容易抱团。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单位工作，有好几年我都是骑车横穿北京城。工作中接触到很多被采访对象，至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名人的架子并不大，可以称得上明星的人并不多。

　　当时有两个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个是越偏僻的地方越信任媒体，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的人压根儿就没见过记者，在他们眼里，记者就是“大人物”。这种对媒体和记者的双重信任就会导致他们格外相信媒体上报道的人和事，这正是大众传播希望达到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读者越熟悉记者，他们就越不觉得媒体神秘。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被报道者身上，通常读者距离被报道者越近，他们对报道对象的神秘感就越少。

　　另一个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无论一个单位有多大，个人经济利益的核心体现仍然是在部门。部门似乎构成了城市里最小的经济单位。

　　后来出国多了，我就更能体会距离的含义。时间上有相对论，距离也有。北京到海南岛的距离比北京到日本还远，但是，我们本能反应会觉得海南人比日本人离我们更近，因为这里有国家的概念，在同一个国家里，我们就会觉得很近。而异国他乡再近，我们仍然会觉得它距离遥远，乃至于失去了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