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座“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的名城，它的闪亮名片之一便是积极而主动的对外贸易。纵观历史，有时很有趣，今天觉得司空见惯的事，往往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却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惊世骇俗”，一如今天“人人都懂，人人都会，人人享受”的全球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曾笑谈，有些国家几乎天天攻击自由贸易，叫嚷对外贸易夺走工作岗位，可生活的真理是——贸易充当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或许道理有些遥远，我们不妨从上海外贸几个世纪的变迁中去寻找那些不变的历史规律吧。

　　“松江”遇见“兰开夏”

　　“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丝、棉和皮毛。既然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产，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买一文钱的东西。”这是英国人赫德在19世纪来华当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时的感叹，此时，中国的大门已被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但昔日自给自足的余温依然让人感同身受。

　　许多教科书提到明清两代闭关锁国，但哪怕明清海禁最严时，中国都没脱离国际贸易圈。16世纪起，为适应商品经济，中国确立白银正式货币地位，虽说自身物产丰盛，偏偏银矿开采日尽，须用外贸解决银荒。1550-1800年，中国经外贸输入约12亿两白银，这中间，松江府的一台台织机功不可没。那时，男耕女织是松江农村的常景，作坊式生产解决了家庭穿用所需，再有剩余便拿来销售，补贴家用，成本降到几无可降的地步。19世纪30年代前，极具地方特色的松江丝绵织品是海外市场抢手货。

　　厉害的松江织户，曾让挟工业革命之威的英国商人都招架不住。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为机器生产的兰开夏棉布寻找海外市场，而人口数亿的中国正是重点。英国人运来一船船洋布，却在松江棉布面前没了脾气。滞销原因是松江棉布比兰开夏棉布重三倍、厚实，足可穿三年，还经得起粗重劳役的磨损。可以说，正是贸易刺激商人改进技术，提升销售，整整30来年，兰开夏棉布才利用布幅较阔、降低价格等优势，与松江棉布分庭抗礼，而这时候，中国人也从外贸中认识到工业生产的历史必然，上海开始出现中国最早的纺织工厂。

　　煤油“红蓝大战”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朝开放五口通商，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因优越地理位置迅速崛起，商行、货栈、工厂纷纷出现，成为远东赫赫有名的工商业中心。

　　五花八门的外国商品急剧改变着上海的生活方式，变成中国内地的“消费橱窗”。所有改变上海人生活的外国商品中，属煤油最甚。19世纪70年代，西方商人把从石油中提炼出的煤油大量传入中国，而最早的窗口便是上海。令人莞尔的是，上海煤油市场为此发生过“红蓝大战”。

　　捷足先登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靠着“买油送油灯”方法，迅速打开市场，眼红的英国塞缪尔公司抓住苏伊士运河允许大吃水油轮通过的良机，将大批廉价煤油运到上海。可让塞缪尔公司想不到的是，比人家便宜、质量又好的煤油却完全卖不动。

　　原来，英国人想当然地以为把大宗煤油运到上海后，中国百姓会自带盛器来买，可没想到顾客更喜欢铁皮油听子。标准石油的蓝色铁皮听装煤油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上海人爱用油听的马口铁皮做屋面、鸟笼、烟杯、手提炭炉、茶叶筛子等物件。意识到问题的英国老板小马库斯反应很快，立即包租轮船，载满马口铁皮驶往上海，他还求教中国师爷：“铁听该漆什么颜色，能让中国人喜欢？”得到的回答是：“红色！”当锃亮的塞缪尔铁听油上市后，很快，上海街头遍布红漆的铁皮屋顶、鸟笼、手提炭炉、茶叶筛乃至打蛋器，这证明英国煤油赢了。

　　一半天使 一半魔鬼

　　“师夷长技以自强”，通过贸易与接触，不少中国人既感受到充满优越感的西方列强的欺压，也体会到先进的城市管理、繁华的生活和蓬勃的经济。正如名著《西潮》所描绘的1899年上海印象：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

　　近代中外贸易交流，由于沾染了武力，又经来华求财的外国商人的折射，产生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影响。拿清朝大臣李鸿章来说，他明白贸易兴业的重要性，在上海创立官办轮船招商局，帮助上海商人合股建纱厂，试图让吸收外国技术与经营理念的洋务运动“新枝”生根发芽。然而，清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中国稚嫩的民族工商业难抵外部冲击。1895-1911年，各国在华建了90余家企业，多半在上海，导致中国民族工业在幼弱阶段就要和雄厚资本的外国厂竞争。

　　虽然时局维艰，但中国工商业在残酷竞争中努力图强。在上海，中国民间把近代化希望寄托在机器棉纺业，大批民营企业家通过与外商打交道，认识到除了要有机器和懂技术的人才外，还要讲究棉种。元代起普遍种植的棉种不适合机纺，于是他们从美国进口棉种，在江南农村推广种植，成立植棉改良会，最终不再依赖进口棉。

　　到了上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民国的上海在贸易方面达到新高度。由于爆发一战，欧洲与中国贸易关系发生逆转，欧洲商品不敷生产，而欧洲又需要中国商品，双方贸易更加依赖上海中转。1914-1918年，大量欧洲商人云集上海，求购钢坯、钨砂、布匹、猪鬃等大宗商品，为便于从上海转运物资，英法等国扩建自己殖民地的港口设施，俄国更向上海造船厂订购破冰船，以便维系北极航线运营。用英国保险公司代表列金格的话说，作为自由港的上海，“一下子有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消费城市”迎来转型

　　从本质看，旧中国对外贸易，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充满了不平等，列强享受着片面最惠国待遇，把中国当成商品倾销地和原料来源地，中国民族工商业只经历短短的“黄金岁月”就被打回谷底。这种“汲取性”贸易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终止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用新的方式开启了平等互利的贸易模式。

　　20世纪50年代，面对西方主要国家封锁孤立的局面，尽管自身缺乏硬通货，不得不常以政府间协议进行易货贸易，但新中国仍主动出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下扩大外贸朋友圈，上海这座“贸易之都”再度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1955年9月，苏联《星火》周刊记者A·拉因就用细腻的笔调，讲述了上海的神奇变化：

　　“在便捷的上海港内，密密麻麻地停满了各国商船，为了让它们往来顺畅，距杨树浦自来水厂不远的江面上，几艘挖掘船正加紧作业，把江底淤泥挖走。尽管超级大国竭力阻挠西方世界与中国做生意，可我们却在上海看到了芬兰、法国和英国的商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的贸易往来同样如火如荼。”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外贸活动发生很大变化。解放前，大量食品、原料、面粉和棉花等从海上运抵这里，城市的所有生活用品几乎都依赖国外，是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如今，上海改变了，随着民族工业的重建与发展，它不再单纯从国外进口机械和原料了。在上海机床厂的俱乐部内，我们既见到古代中国遗留的人力稻谷脱粒机，也见到刚问世的国产大型磨床与铣床……他们制造的机器已出口到民主德国、巴基斯坦、印度和其他国家。”

　　推进中外贸易中，上海还见证了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远洋运输企业——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传奇经历。这家成立于1951年的公司肩负着打破封锁，“建设海上铁路”的神圣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波公司的轮船跨越大洋，将与友好国家贸易的物资运回国内，成立后仅一年，就为国家运回26家工厂的设备，有力支援了国内建设。来而不往非礼也，1980年8月，波兰发生经济困难，千家万户的厨房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中国在这时伸出援手，以无息贷款形式支援波兰8万吨冷冻猪肉。猪肉从上海启运，任务就交给中波，那时的上海，室外气温35摄氏度以上，而冷冻肉的装舱温度不能高于零下5摄氏度。当时参与运输的上海远洋老船长樊天胜形容：“装冻肉像救火那样紧张！”八艘装满冷冻肉的船舶在开往波兰途中，有很长一段航程沿着赤道西行，三天三夜炙热的骄阳把船舶甲板烤得可以煎鸡蛋，但冷冻舱里必须保持零下20摄氏度。当这些冻肉顺利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港，端上波兰朋友们的餐桌，有波兰主妇感叹：“中国人的心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好！”

　　放眼世界 “大进大出”

　　时光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上海为自己设计的“发展方程式”中就有一条“大进大出”，意为放眼看世界，大胆吸引外资进来，生产的产品也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在贸易大潮中进一步提升自己。

　　上海的开放，首先得到国家大力支持。1980年3月27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努力下，西方第一场高科技汇展——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今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对全国专业人士来说，之前中国从未展出过如此丰富的尖端产品，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更属第一次。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自现场的报道是这样的：

　　“展览馆广场上，中英国旗在晨风中招展，阳光照耀下，喷水池的喷泉折射出缤纷的彩虹，陪衬着成排的红旗牌轿车……这是英国航空工业首次在新中国集体亮相。”

　　当我们翻开中英两国出席展会开幕的贵宾簿，就能理解到双方面对这次展会是何等的重视，参展的英国公司共有65家，是英国工业的缩影。为期10天的展览会中，参观人数达到空前的6万人次。英国宇航协会代表后来回忆，“中国客人提了许多问题，都显示出他们对很多产品和技术有深入的认识，甚至有些产品或技术在西欧以外的地区并未展出过，他们也都有基本的认知概念，使业务代表感到惊讶”。

　　经历盛会的“试水”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工商业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与魄力，也看到了这片巨大市场的前景。就像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的一位董事长所言，“西欧、美国乃至日本都会在中国获得罕见的贸易良机”，他还不忘提醒西方公司，“落户上海，是扎根中国的捷径”。

　　回望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不能不佩服这位英国商人的远见卓识。继英国之后，联邦德国的制造业巨头纷纷登陆中国，其首选地正是上海。1984年，德国大众公司与中国签约，在上海合作生产桑塔纳轿车，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汽车制造企业。这种合作不仅带给双方巨大的商业利益，更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质量是生命”成为一种工作理念。十多年后，有德国记者参观上海大众的车间，对那里的管理印象是这样的：“厂房里随时有清洁车不停穿梭，来来回回把施工产生的边角料清理走，因为这些东西的开口都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划伤工人。再者，所有材料、工具一律摆在指定位置上，工人上班时按规定该戴眼罩、穿隔离服的，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规定要穿防护服才能进入的区域。”熟悉国际制造业的人都明白，这种管理叫作“House Keeping”，“House Keeping”做得好的企业，工艺和质量肯定错不了！

　　“上海服务”亮出名片

　　1990年，中国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曾寄语上海市领导：“我一贯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你们搞晚了，搞晚了，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

　　在上世纪最后十年里，浦东开发及其带动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版图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要说明这一点，光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案例就足够了。1996年，在世界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际，惠普、英特尔，飞利浦和IBM“四大巨头”同时看中了浦东，上演“集体抢滩”的好戏。产业巨头落户，迅速产生强大的积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大批来自新加坡等地的配套企业随之落户，很快形成完整的辅助系统，组合成新的产业群体，也奠定了名噪一时的外高桥信息产业园的基础。

　　与外商的交往中，“上海服务”成了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同样是外高桥，负责招商引资的新发展公司把投资企业“留得住，做得好，呆得长，共生共长”当作开发开放的应有之义，为投资者提供“保姆”式服务，演绎出一段段佳话。有家跨国公司签约入住保税区之初，日常办公遇到困难，新发展公司得知后，迅速作出答复：用车，我们提供；办公设备，我们解决。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刚落户的企业一时无法解决午餐问题，新发展公司主动开放自己的职工食堂，通过内部挖潜、错开就餐时间、延长服务时间等方法，确保客人用餐。到了午餐时分，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等国的外籍人士相继来到食堂就餐，“国际食堂”之名悄然叫开了。

　　随着产业与市场的变化，浦东开发开放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近年来，浦东瞄准世界产业发展潮流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对融传统产业和创新产业为一体的崭新业态作出探索，新增生物医药、国际机床、高端汽车销售等对外产业合作重点。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又增加金融服务元素，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开放格局。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普里蒂卡·拉纳曾走访多家落户浦东的生物制药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在世界范围调配资金、人力与技术，迅速成为国际级玩家，创造了惊人的效益。拉纳亲眼目睹一家中国初创公司获得与美国大型药企礼来公司平等合作的机会，美方投入主要资金，中美公司共同开发多种抗癌药物，一旦药物获批，礼来负责在中国以外的全球销售，而在中国，两家公司享有共同的经销权。礼来公司风险投资部合伙人朱迪丝·李（音）说，“十年前，浦东或者说中国甚至都不在（美国公司）关注范围内，而现在它已经不容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