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我书写浦东开发开放怀着很多复杂的感情。我曾经在这里找对象没有找成。我母亲是上海人，我父亲不是，我的家族和上海有着特殊的关系，尤其我在北京待了36年，再回望这里的土地，在写浦东过程中，让我也完成了我的祖辈对上海的特殊感情。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中国最具有色彩的地方便是这里。

　　晚报记者：除了与城市的建设者接触，你如何在这个已经陌生的城市中寻找感觉？

　　何建明：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书写一个城市要关注四个维度。第一高度。上海的高度代表中国的高度——632米。在632米看天与地感觉不一样。想到党的一大会址在浦西，与自己所站之处正好是一条直线，代表中国共产党两个阶段伟大的壮绩，如此壮绩不去书写，是中国作家失职。

　　第二深度。上海水多，如何建那么多高楼？原来，上海地表288米以下是花岗岩，脚下的花岗岩使我们的城市在这里扎扎实实站立。这个城市是坚固的，是人与自然的结合的城市，是世界性的城市。

　　第三宽度。上海如此宽阔，正是因为海，使得上海包容宽容宏大。

　　第四精度。精致是上海的特性，来自于上海人的自然天性，不是一天两天能培养得出来，任何一个地方无法照搬。

　　四个维度，沿着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间这一条直线，使得我对上海有了深刻的感觉。

　　晚报记者：浦西与浦东的关系今昔对比，在上海人心中也十分明晰，回望36年前的浦东，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何建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朋友介绍下，走进了上海市静安区一位高校女学生的家，也就是在这个家庭里，我第一次感知了上海人居住的窘境，像我这样人高马大的军人站起来转动一下身子也需要左躲右闪。到了外滩，我才知道啥叫“上海式恋爱”，夜光下，这道防汛墙栏上，列队排着各式各样的男男女女，其壮观程度令我惊诧万分，甚至根本不敢相信他们都是在“谈恋爱”。大约走了三四百米，“女朋友”突然一把将我拉到她身边，气喘嘘嘘地说：“今天运气好，有个地方了！”我尴尬不已，我是军人，身穿军装，既不能与刚认识的“女朋友”紧挨着，更不能后背贴着另一个女的——身后是另一对谈对象的男女青年。我通红着脸，坚决拒绝。继续沿着“情人墙”朝十六铺方向寻找空隙之地，书呆子的我，昂头朝漆黑一片的黄浦江对岸扫了一眼，半真半假道：“摆渡到那边去吧，那儿没人！”不想“女朋友”的脸一下歪了，重重地扔下一句话离我而去：“侬戆伐啦？那是浦东，不是上海！”

　　我的“上海之恋”如此快速而悲惨地结束了。但却又一次在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浦东不是“上海”。近30年来，浦东如同沧海桑田发生巨变。再也不会有人说“那是浦东，不是上海”。写浦东发展史，不如说是在写“上海重生记”。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