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监管缺失严重

　　高小玫委员表示，科技伦理，从来都是科学界高度警惕、极为审慎、严格控制的问题。有关发达国家对涉科技伦理的违规行为是施以重罚，如法国《生命伦理法》最高可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日本2002年的《规范基因技术法》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单处或并处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科学狂人或投机之徒，必会各处寻觅‘松懈之地’，规避监管进行不法不伦的研究试验。”在她看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充分暴露出我国科技伦理监管意识薄弱，水平不高。

　　高小玫告诉记者，我国现有涉及科技伦理管理的文件制度，除了最新2016年国家卫计委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其他相关文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显然无法适应技术的迅猛发展。现有法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过于原则，如“给予行政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或“给予通报批评、警告”、“依法给予处分”，难称有力。对涉及科技伦理的审查规制不足，导致了相关审查及执法的效果不佳。

　　对科研项目的伦理监管也缺失严重，如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核注册，主要由研究人员自行完成，缺乏相应监管。科研项目存在重申报立项，轻过程管理的情况，研究过程中是否会触发严重伦理风险无从得知。而主要承担科技伦理审查任务的伦理委员会，是各单位自己组建，普遍存在成员素质和审查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相应资质审核评级，致使科研项目的全链条都有伦理审查漏洞。

　　商业应用须有约束

　　科研技术商业化应用的伦理监管不足，也是一大问题。”高小玫说，“基因编辑胎儿”“疟疾治疗癌症”这类技术都不是我国首创，此类逾越伦理底线的试验没有在科研提出人的国家发生，已经说明了问题。

　　据了解，“基因编辑胎儿”“疟疾治疗癌症”事件的背后，都有国外资助和技术参与。高小玫警告，由于我国科技伦理监管及相关科技管理程序失之宽松，要防止“监管松懈”之地被人利用。

　　“不加严厉管控，后果不堪设想！”高小玫认为应当即刻将科技伦理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科技须有约束地发展，科技伦理当高度重视。”

　　分级管理严格设限

　　高小玫建议完善我国科技伦理管理制度，“对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或关系人类命运的科学探索研究，应采取高度审慎态度，降低容忍风险的底线；采取科技伦理分级管理，规范伦理委员会建设，完善认证评级制度，并探索建立更权威有力的国家咨询机构；对人体试验招募、基因编辑胚胎受孕等研究作出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同时提高违反规定的处罚力度，确保严格管理。”

　　她还希望严格管理前沿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不仅对涉及国家机密的领域，对关系到人类伦理和公共安全的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也必须严格审查、严厉管控。一方面扎牢我国风险防范、伦理安全的篱笆，不留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沟通合作，协同维护科技发展的伦理共识。

　　“为长远计，我国人文教育也必须加强。”高小玫指出，要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相关的所有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文教育补课，刻划其内心的科技伦理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