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老人知道我参加了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的电视直播节目《城市荣光》，特地来要手机上的链接。她父母是极资深的地下工作者，“我们一家人在1949年4月过江，悄悄金蝉脱壳躲在上海老人家里。5月26日爸爸领我们出来看解放军。这一幕，上海40后都有记忆。”

　　我也算是40后，只是比她小几岁，上海解放时我两岁还差三个月，照理不会留有什么记忆。但奇怪，我回忆中的幼时情景一直有如此画面：晚上，溧阳路家中小书房朝向弄堂的那扇窗，下面一大半用垫子一类的东西挡着，透过上面那截玻璃可看到发红的天空。窗前有个站着的身影，应该是我父亲。

　　无法确定那究竟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后来听“大人们”讲述产生的想象。姐姐曹雷说过，那天晚上家里听到外面枪响怕流弹射入，就用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挡住窗口。她比我大七岁，对上海解放留下了小学生的深刻记忆，记入题为《迎向了一种新的生活》的回忆文字。“后来，有一些国民党士兵跑到我们弄堂里来，敲老百姓的门，大家都不敢开，其实他们也不为别的，就是想讨身老百姓的衣服换上。我们那一带有好多阴沟被国民党兵的军服堵塞了——我们附近一口井里（后来）捞出很多手榴弹、子弹。兵败如山倒，那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干的。”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在家后面墙边也挖出过几十颗步枪、机枪子弹，交给了派出所警察。

　　姐姐还记得过了一两天，“街上都坐满解放军了。那天还下雨，走出弄堂就看到，街道上，解放军都靠着墙坐在那儿。不扰民，这一点给大家印象特别深。不声不响，已经换了人马。一下子，都变样了。街上贴满了红的绿的纸，上面写满口号……”

　　那天上海老百姓都涌上街头“看解放”。不去台湾、和全家都留上海等看解放的父亲曹聚仁，后来在给海外媒体写的报道中说：“一到了南京路，一切如常，满街都是人，热闹得很。亲戚故旧大家见了面，彼此就是这么一句话：‘好了！解放了！’”他说：“从上海市民说，这场战事越缩短越好；‘国军’将领的凶狠残酷，使得人心完全变向了。”

　　我们家所在的虹口直到26日还有枪炮声。“街上只见溃兵自西而东，自南而北，奔向杨树浦方面去。这些溃兵，都是癞皮狗似的，又黑又脏，又困惫，一步步拖着破鞋在街上走……那天上午十时许，我们总算和苏州河南岸的戚友们接通了电话。他们把新闻报上的新闻念给我们听，知道苏州河南的秩序当晚便恢复了。26日上午，电车便已恢复行驶，商店也已开了门，旧法租界更安定得很。”父亲记叙道。27日上午，我家弄堂对面的警察局挂起了白旗，虹口也解放了。

　　“我们沿着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走去，一过了跑马厅，只见沿马路的两边，坐着缴了械的‘国军’；他们都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总计有三万人，一直延伸到愚园路底。”至于解放军，“身着淡灰黄色的土布军服，手中提着步枪，不独不住民房，不用民物，连车子都不坐，其纪律之严明，态度之谦和，那是上海市民所不曾看见过的。”

　　姐姐还记得那年7月去外滩看庆祝解放大游行，个儿不高的爸爸把九岁的她扛上了肩头。我和哥哥太小，大概没去。我留下关于上海解放的最早记录，是我们姐弟三个在弄堂里学打腰鼓、扭秧歌的照片。另外还有记忆中的空袭警报声、探照灯和高射炮。

　　那天在上海电视台做直播的间隙，我问曹可凡、印海蓉有没有听过拉警报，他们摇摇头说：“只有空防演习时。”这就是年岁的差别。我每次看战争电影里城市受到空袭的镜头，就会想起小时候晚上警报声响起，天上出现好多条不断转动的探照灯光柱，有时还跟着高射炮爆裂声和闪光，如同今天节日烟花。我马上会跑到楼梯下小小的三角空间里躲起来，感到安全许多。那是解放头两年的事，后来空袭警报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我也不用躲了。

　　想想我们40后只踩着了战争的尾巴，比起经历了一次次战乱劫难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不知幸运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