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看《红楼梦》，常常有很深的代入感，对葬花、撕扇、焚稿这类小儿女情事印象深刻，甚至不忍心细看后四十回，只想沉迷于纯净的大观园世界里。

　　时到中年再读《红楼梦》，会在熟悉中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与茫然，若将小说里的“世情”与人生经历参合，顿觉悲剧意味清淡了很多，比如“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这类词句，明显不如《好了歌》来得亲切，而书中出现的“一僧一道”，拥有决定贾、林、薛命运走向的能力，却能忍住不插手，眼看着贾府在不断增熵中走向崩溃，这份定力是很让人佩服的。

　　视《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始于王国维先生，他审视《红楼梦》的理论框架，源自德国近代美学，站在中西文化交轨的角度看，“悲剧说”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也因此成为百年红学的起点之一，我们每个人，有形无形之中，都曾受到过这种观念的熏陶和浸润。

　　然而，这也给《红楼梦》刷上了厚厚一层暗色的漆，让读者一点都轻松不起来。假如换个超脱的思路，将《红楼梦》理解为“红尘一梦”，观感会迥然有别。

　　陈嘉许《禅解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从这里生发开来，另辟蹊径，以禅理解读全书，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红楼梦》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再次见识了这一经典文本的深厚底蕴。

　　《禅解红楼梦》引证佛家之说，认为整部书都是曹雪芹“修行悟道”的体验，在传统索引派的基础上，做了堪称颠覆性的工作。在陈嘉许笔下，《红楼梦》中的人名、物名，乃至关键情节、整体构架，无一不是曹雪芹体悟世间的见证。如此一来，所谓《红楼梦》的悲剧内涵，纷纷融入修行人的主观设定之中，就好像是精心安排好的一场游戏、一场棋局：

　　“《红楼梦》写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修行人，他盖起了红楼，他玩了一系列的修行游戏，最后红楼也不要了，在修道这条路上，他终于得到了无数修行人梦寐以求的‘成就’，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有得有证无非半路风景。”

　　这样来解读《红楼梦》，或许让人感觉离经叛道，但回到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路径上，“禅解说”并非无源之水，来自释道两家的劝善、警世思想，几乎就是传统小说必不可少的盐分。尽管我们一度目之为庸俗，终归不能否认它们在古人精神世界里植根极深，当时的人离开这一思想土壤，几乎寸步难行。

　　明清之际，通俗文学蔚为大观，士大夫们主动投身创作，以当时禅风之盛，他们对释道思想的理解无疑更为高蹈，汤显祖以进士身份写下“临川四梦”，其中《南柯记》和《邯郸记》就源自脍炙人口的“南柯一梦”、“黄粱一梦”。仙佛入戏，虽然难免“戏不够，神来凑”的差评，却由此意外生成间离效果，且给通俗文学框定了先忧后乐大团圆的固定套路。

　　另外一个著名案例来自清初的金圣叹，他硬生生将《水浒》截为七十回，改成“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的大结局，还把传世《西厢记》第五本去掉，同样以“惊梦”收尾，可见在金圣叹的创作意识中，“梦”其实是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道传送门。

　　曹雪芹家族世居江南，流风所被，他对禅理的了解必定不逊于时辈，小说中主要人物，无不具夙世善根，与推崇老成厚重的儒家主流相去甚远，在第二十二回中，贾宝玉“听曲悟禅机”，继而和宝钗、黛玉、湘云讨论禅宗六祖故事，按照《红楼梦》的设定，几位主人公不过十几岁年龄，居然能像老僧一样立偈语、解公案，实在匪夷所思，只能说是曹雪芹寄托所在，刻意为之了。

　　回到《禅解红楼梦》一书，这样大胆抉疑，对《红楼梦》进行全方位解构和结构的，确实少见。如是读红楼，无异于换个角度观照作品，也观照人生。人人有个大观园，芥子须弥一念间，曹雪芹的苦心孤诣，想必不全在“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于俗世的厚重压力与变幻无常中，记录下明心见性的灵光，又何尝不是文学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