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西藏两地广播电台首次合作的广播剧《种子方舟》演绎复旦大学教授、“时代楷模”钟扬从38岁至53岁的工作和生命轨迹，将他的高远理想、高尚人格与高度繁重的科研及教学工作，作出了一次既富有生活质感，又充满哲理思考和艺术魅力的再现。

　　十九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古斯塔夫·弗莱塔克认为：“人们进行内心斗争直到采取行动的过程，具备最大魔力。”近年来，以科学工作者为主人公、以科研工作为题材的戏剧作品频频问世，如描写敦煌学研究工作者的沪剧《敦煌女儿》，描写国产大飞机工程师的话剧《追梦云天》。它们与广播剧《种子方舟》同样，都赞美了科学工作者博大的家国情怀与忘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都表现了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风貌和时代发展。

　　行业戏向来是文艺创作尤其是戏剧创作的难点和痛点，尤以科研行业戏为最难点和最痛点。但如今，戏剧创作者纷纷知难而进，其中原因很多，从稍早看，思想观念的解放，比如可以多写失败和矛盾；创作思路的拓宽，比如可以多写情感和家庭；艺术手法的突破，比如可以运用视听奇观等，都为科研行业戏的呈现提供了软硬件的支持和支撑。从稍近看，是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兴国、科学教育所形成的时代进步趋势、社会发展格局对戏剧创作的召唤和要求。而当下戏剧创作的回应，正是优秀文化传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时代映现，也正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

　　俄国文学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说，艺术作品要有价值，前提是艺术家必须认识到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将其化为自己作品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并用最好的技艺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若问“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为何，无疑是科技兴国、科学教育。《种子方舟》遵循了这一现实主义的精神，从而拥有了思想的高品质和艺术的好品相。

　　若问笔者听了《种子方舟》的最大收获，则是感到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正以科学题材为依托、为载体，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悲剧精神发起新的探索。

　　《种子方舟》无疑是一部悲剧。生命的戛然中止，令人错愕和惊异，揭示了生命的脆弱、现实的无常和命运的残酷。听众在唏嘘慨叹的同时，理应想到，即便钟扬不是英年早逝，其奋斗的理想、追求的事业也是极为遥远的，个体的寿命实在太短，而为人类生存、为自然和谐奋斗的工作实在太多，过程实在太长，由此很容易想到西方的悲剧。

　　西方古典悲剧表现人类为实现自身的自由和世界的完美而思考、而抗争、而牺牲，以心灵的苦痛、抗争的失败、牺牲的悲壮发出令人感奋的积极的力量。而西方现代派悲剧则注重人类消亡的必然性及人生的无意义，用言行的无目的、行为的非理性予以消极的抗争，这就决定了其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性质。两类悲剧的相同处，是均具“原罪”的宗教文化底蕴，有强烈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的烙印。而中国悲剧的不同处，则从人性本真本善本美、世界向真向善向美的传统理念出发，避免涉及人类的终极命运，着重关注命运的无限希望，表现为代代相传的延续、生生不息的执著，传达出永不消沉的意志、昂扬奋发的乐观主义精神。广播剧《种子方舟》便弘扬了这一从古到今的乐观主义精神，因而尽管会令听众惋惜甚至悲伤，却不会绝望而致沉沦，反而能以更强大的自觉和更充沛的自信投入现实和面对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科学题材的进入，正在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悲剧创作不断地注入能量与底气，就像无数支撑藏波罗花攀援的小草，为乐观主义精神之花的开放提供着保障，从而为避免曾经的口号式宣传、惯用的盲目性乐观创造了条件。受众则更可能通过欣赏作品，将悠悠此心放飞在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虽然高远，但它们永远是看得到、感得到、呼吸得到的，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又是最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