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受到重视，得以广泛传播，这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我发现，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不自觉地跌入简单符号化和过分娱乐化两个陷阱之中，使文化本身失去真味，甚至面目全非，这又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倾向。

　　提到老上海，就是旗袍、百乐门，就是《夜上海》《夜来香》；要么就是《上海滩》里的恩怨情仇、打打杀杀。提到江南文化，旗袍之外，再多一把扇子，再撑一把油纸伞……这种简单地将一种文化符号化，并企图以符号覆盖它的全面形态，是文化传播中的一个巨大陷阱。从传播学的角度讲，符号化的事物又是最容易传播和辨识，然而，一种活生生的文化被符号化的时候，也是它走向干瘪、失去活力，或者是以偏瘫的面目示人的开始。

　　以老上海而言，历史学家早以实证和清醒提醒我们，上海不光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摩登时尚，它还有另外一面。熊月之先生认为，它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是贫富悬殊、极为混杂的一个城市。他举例：在1935年，即使上海所谓黄金时期，有80%的人基本上无力享受首轮、二轮外国电影或舞厅、留声机、溜冰场等娱乐文化的，能够享受比较高档娱乐设施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第462-463页）也就是说“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而已，它完全不应当成为我们对于往昔追忆的主要想象。风花雪月、金枝玉叶、纸醉金迷，这种对于海派文化的选择性的符号化的传播，对于我们梳理这座城市的精神传统，尤其公众对于文化、历史的认识，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江南文化也是，江南不仅有小桥流水，旗袍油纸伞，还有报仇雪耻之乡。这就像鲁迅先生说陶渊明在“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猛志固常在”。所以，他提醒我们：“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论文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播也应该如此：顾及全篇、全人以及它产生的社会状态，而不是简单符号化。

　　文化传播中另外一个陷阱是过分娱乐化。放低身段，讨好大众，不顾及文化自身的尊严。花花绿绿，说说笑笑，不顾及文化、文化场所需要的神圣。包括一些学者解读某种文化的时候，刻意段子化、传奇化，这不仅对于这种文化本身是有伤害的，对于受众而言，得到的也许是一堆娱乐化的皮毛，而不是对这种文化的真正感受和体验。娱乐化，未必都是毒药，但是，在某些时候，我们更需要“正声”，需要对文化抱有殿堂般的敬畏感。对此，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早就向人们提出警告：“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预言家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要看我们是不是掉入陷阱。远离陷阱、防患未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