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对话者张莉所说，《小说生活》潜藏着乡下少年毕飞宇何以成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诸多秘密。父亲成谜的身世、叛逆少年的“犯罪心理”、十四五岁的“写作指南”、第一次投稿、大学坚持不说方言而险些被群殴的经历……这部对话录从苏北少年的成长经历开始，还原了小说家毕飞宇的由来与风景。

　　谈到阅读部分时，毕飞宇坦言中国传统文学在他的文学审美和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幼年把玩的唐诗，给予他的文字独特的韵律和节奏感；对《红楼梦》的深入阅读，使他的写作有“及物”的自觉，有可触可感的细节与情感；《水浒传》一两页纸就塑造出一个人物的写作手法，提升了他处理小说次要人物的能力；而在对鲁迅的阅读过程中，更让他明确身为作家的使命，小说家如何书写现实，成为毕飞宇不断思考的命题。

　　中国传统文学成为毕飞宇文学资源的同时，外国文学也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福楼拜、海明威、加缪、卡夫卡……毕飞宇对他们的作品有着独特而富有见地的理解，在这场关于自我、关于文学的对话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位优秀小说家的来路，广阔深入的阅读构筑了他的文学之径，在各个不同的文学资源里，他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的审美力和判断力，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说的心”。

　　如果说阅读是自我积累的过程，那么写作则是争取内心自由的途径，但毕飞宇谈到，写作的自由，是建立在写作量的积累和严格的自我训练基础上的自由，惟其如此，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会“走样”。在对话的最后部分，毕飞宇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叙事》面对越战，《推拿》面对盲人群体，《地球上的王家庄》面对中国是否加入世贸组织，《玉米》面对中国农村现况……毕飞宇的写作既有现实的向度，也有介入历史的勇气与担当。他以自己的文学实绩，捍卫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学的社会意义。

　　无论是已然成为历史的重大事件，还是变化中的现实社会，都需要与之匹配的文学表达。这是作家身处的文学场域，在这里，作家的写作就不能是真空的、唯我的状态。在毕飞宇的文学链条里，既有他作为“当代人”对中国历史的回望，也有他作为时代同行者，面对中国现代化命运嬗变所发出的声音。“当我们的街道失火时，我们必须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这样才能和别人一道找出灭火的办法；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携手合作来扑灭它。”毕飞宇正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向着火跑”的小说家，他有着面向自己身处时代、身处国家的自觉。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的书写，毕飞宇都坚持将笔墨落在个体身上，他关注的是大历史、大环境下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的精神疑难。毕飞宇笔下的人物身上呈现着日常的温度与肌理。恰如张莉所言，历史的某一个层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大开大合的命运吸引读者不难，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才真正构成对作家写作难度的挑战。

　　从农村少年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的文学之路其来有自。《小说生活》是一场追溯毕飞宇文字根源和写作气质形成的文字之旅，是作家本人一次系统而全面的自我阐述。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更是一本鲜活的“毕飞宇研究指南”。

　　与此同时，《小说生活》的意义还在于还原了一种现场批评的方式。当批评家与小说家相遇，理性与感性成为理解同一个文学命题的两种不同向度时，在势均力敌的文学主体之间，因观念不同而产生思想的交锋，其间迸发的美学能量是惊人巨大的，这既是研究作家的一手资料，也是照见一位优秀批评家的重要途径。

　　作为对话者的张莉，没有将之做成简单的问答，而是以她丰厚的学术涵养与文学识见，让它成为一场文学主体之间的角力。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回望与再发现，还是对于外国文学的探讨与延伸，张莉都坚持自己经年阅读所形成的审美判断。这场对话是深具学理性与文学性的，张莉始终沿着预设的逻辑将它展开，在这样一位对话者的引导下，呈现出一位诚挚而坦率的作家的本来面目。

　　《小说生活》所辑录的对话，既是在场的创作谈，更是在场的文学批评。这场酣畅的对话，是“作为‘记忆’生产者的”小说家和“真正用手指摸到小说”的批评家之间一场相互映照的文学之旅，我们既能听见他们话语交锋时铮铮然掷地的金石声，也能看到他们彼此照见时跃动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