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职妈妈曾是很多美国女性怀孕后的首选。但随着时间推移,在种种需求面前,不少全职妈妈开始考虑重返职场。只是,“重返”二字,谈何容易!
重找工作竞争激烈
安妮·扬现年35岁,住在西雅图,自一年半前儿子出生起就一直在家带娃。对于要不要再找工作的问题,她纠结了很久:孩子太小,单是每天伺候他吃喝拉撒都忙不过来,怎么挤出时间和精力找工作?如果出去工作,就只能雇人带孩子,这笔花销不见得会比自己工资少多少。可是不工作的话,单靠孩子他爹一人做房地产中介的收入,日子过得不太宽裕。要是等孩子再大点,好工作估计越来越难找。
事实上,像扬这样纠结的妈妈大有人在。她们的顾虑不无道理。相关研究指出,假如妈妈们决定重返职场,此事宜早不宜晚。
美国《西雅图时报》援引相关研究数据指出,生养孩子对女性在经济上的影响远大于男性。成年女性因生产离职,若两年后复工,整个职业生涯收入将减少10%。皮尤研究中心则发现,产后休息4至12个月的女性工作晋升机会将减少15%。
扬内心挣扎了许久,最终决定告别心目中理想的亲子生活状态,重返职场。促成这一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她想挣出一套自己的房子。
西雅图房价近年连连攀升。扬一家三口目前住在公公名下一家养老机构的地下室,房租免费,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说,“我很想给孩子添个弟弟或妹妹,因此不能一直再住在地下室里。”
育儿花销高居不下
现年33岁的律师乔·黑楠还算幸运:孩子刚满一岁她就开始考察招聘市场,投出40份简历后终于得到一次面试机会,找到一份合同工。但即使加上前雇主提供给她的另一份合同工,她的收入也不过刚刚够养一对双胞胎儿子。
黑楠所在的华盛顿州在美国各州育儿费用排行榜上高居第六位,不难想象她和丈夫文森特·纳波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夫妇俩琢磨着,双方家人都住得远,帮不上忙,两人中只能有一人全职工作,另一人要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要么打工挣够日托费。纳波也是律师,事业刚刚起步,黑楠选择作出牺牲。
“在西雅图,两个新生儿要全日制托管的话费用不低,我们负担不起,也不现实。”黑楠回忆道,“我要打工的话,(缴完日托费)即使有结余也剩不了几个钱,这样一来,重新上班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俩决定我当全职太太,慢慢地,我们花光了积蓄,能省的也都省了。”
高昂的日托费是很多夫妇的苦恼。2014年,多家非营利组织在西雅图调查发现,婴儿全日制日托费年均逾1.7万美元,幼儿日托费年均直逼1.5万美元。日托费逼得不少母亲出门赚钱。数据显示,全美71%家有学龄前儿童的母亲们选择工作,40%的职场妈妈是家里唯一或主要赚钱养家的人。
黑楠说,宝宝的降临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这名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现在在两家律师事务所接活,每天筋疲力尽,挣的薪水支付完育儿费和医疗保险后分文不剩,但她从自己喜欢的工作中重新找回了自我。“我会一直当好妈妈,但现在我也拥有自己的生活。”
老人帮忙无法持久
楚·巴龙现年37岁,女儿刚一岁半。她常常忙得没时间照顾宝宝。
巴龙和丈夫博·布罗共同经营婚礼音乐选播生意。一旦夫妇俩忙着现场演出,孩子姥姥、姥爷就会赶过来帮忙带孩子,要是二老也腾不出手,巴龙就到专为婚礼策划提供育儿看护的社交群里四处求人,临时请来的保姆周末看孩子要300美元左右。
巴龙学历不低,生孩子前在公司做管理工作,之所以在宝宝出生后选择自己做生意,看中的是可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她原以为这样更方便照顾孩子,但现实恰恰相反——她从女儿4个月大起开始工作,生意忙时她和丈夫每天两班倒。平时她常在凌晨工作大约3小时;趁女儿打盹时,她得赶紧打扫卫生、收拾房间、洗菜做饭;等孩子睡下了,她再工作四五个小时。算下来,她一晚上平均只能睡4个小时,精力常常透支。先前她时不时会写篇小说、发表专栏文章,但现在,这些爱好全部中断。
在美国,一直麻烦老人带孩子并不常见,巴龙也觉得过意不去。她打算今年秋天等女儿满两岁就雇人定期帮照看孩子。但这也是权宜之计。她说,哪天得空,她得好好做个选择了。
找回自己做个榜样
跟前三位妈妈比起来,克劳迪娅·佩蒂斯算是熬出了头:两个女儿一个14岁、一个9岁,生活多少都能自理。她决定重新找工作,主要不是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而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女儿树个榜样。
佩蒂斯自打生了孩子就全身心投入到女儿身上,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等女儿大了,她发现自己热情不再:“我不喜欢待在家里。我知道家人可能感谢我(的付出),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受。”
佩蒂斯生孩子前特别瞧不起那些把孩子交给日托机构的家长,但等她当了全职妈妈,她开始理解这些家长。她想在育儿和家务之外追求自己的梦想——当护士。
但离开职场14年,她有些茫然。佩蒂斯决定从头开始。一边做兼职,一边调查护士学校。硕士毕业20年后,她重新拾起课本,报名参加护理资格培训班。重新学习高等数学、化学、解剖学这么一大堆课程,对这名不再年轻的中年妈妈是个挑战。这意味着她要重新规划生活和人生,至少没法再独揽家务,但她认为这个转变很有意义。
“我觉得女儿们都大了,我需要成为她们的榜样——努力奋斗,上班挣钱,”她说,“我都40多岁了,想做件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