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有位燕大政治系的学生（共产党员）事后回忆：“由于燕大是美国教会创办的，政府不敢妄加干涉，军警也不敢进校骚扰，因此，共产党在校园内几乎能公开活动，从而使反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学校当局对这些活动从来不予阻挠，因此，燕大从未发生过像其他大学那样，因校方干涉学生运动而举行罢课。反之，校方特别是司徒雷登校长，还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在学校和司徒雷登的‘保护伞’下，学校党支部的活动很少遭到破坏，党员也发展到五十多人，这可能是北京各大学党员最多的学校。”“一二·九”运动当天，燕大70%的学生参加了游行，当天晚上，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记者斯诺即详细报道了中国学生的这次抗日救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持续了两个月，运动后期，许多进步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司徒雷登指定了几名校方工作人员，协助那些学生制定各种不同的逃跑线路，而他则安排朋友在沿途守候，为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甚至还为女学生设计了经由香港、仰光，再沿滇缅公路前行的路线，虽然颇费周折，但比较安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超过百名以上的燕大学生和校友奔赴延安，至于去大后方的那就更多了。

　　1936年，燕大新闻系教授斯诺前去陕西采访前，曾与司徒雷登长谈，虽然谈话内容不详，但根据日后司徒雷登的言行判断，司徒当时是极力主张斯诺此行的，甚至还有人亲眼见到司徒家中藏有共产党的书籍和文件，有人问过，司徒雷登说是学生存放在他那里的。 

　　英籍教授林迈可1937年受邀来燕大任教，司徒雷登请他在临湖轩居住，与自己比邻而居。司徒雷登的一言一行林迈可都看在眼里，对司徒雷登非常钦佩和信任，因此从不隐瞒自己支持中国抗战的观点和行动。1938年夏，林迈可在司徒雷登的掩护下来到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随后，他被护送越过平汗铁路，进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林迈可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利用自己的技术为总部通讯科检修了电台的通讯设备。

　　回到北京后，林迈可深感边区抗战物资的匮乏，决定利用自己外国人的特权，为根据地做点事。他根据八路军的需要帮助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和无线电台零件。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他找了一个老实可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他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林迈可的妻子。有天晚上，海澜又跟着父母亲去探望司徒雷登，林迈可夫妇也在一起吃的饭，后来得知，那天饭后，司徒雷登又让林迈可乘坐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出城，去了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燕大处境艰难，经常受日本宪兵骚扰。一天，20多名日本宪兵来燕大校门前，扬言要抓一名共产党学生，司徒雷登得到报告，拒绝日本宪兵的要求。他说，燕大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校园搜捕学生必须先得到美国批准。但日本宪兵还是执意要进来抓人，这次司徒雷登不再与他们周旋，说他将立即向美国领事馆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宪兵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悻悻而去空手而归。在碰了那次钉子之后，日本人领略了司徒雷登寸步不让的个性，一时倒也不敢再到燕大来找麻烦。

　　对司徒雷登为什么要保护和帮助那些亲共的师生，很多人不理解，曾有人想从傅泾波那里得到答案，而傅泾波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学生，而他是校长；因为他们在困难之中，而他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因为他们是抗日救国，而他本人是半个中国人。由此看来，傅泾波确实是懂司徒雷登的。

　　司徒雷登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赢得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尊敬，有学生撰文称，“现在全北平各大学的同学们普遍努力于救亡工作，其他各校均受到校方无理摧残，司徒雷登先生虽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对于我们从没有一点压迫和干涉”。文章还赞扬了司徒雷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的思想，号召进一步开展爱国救亡运动作为对司徒雷登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