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历经久远,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形成破损,有些破损严重的古籍就像“酥皮点心”,一捏就碎。据国家图书馆最新资料,全国公藏单位拥有古籍总量约5000万册,其中相当数量需要修复。
今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0周年。
在国家图书馆典籍馆文献修复室里,高倍数放大镜前,十几位修复师们正各自忙碌。“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明代《装潢志》里这个比喻,非常适用于这些修复古籍的人,他们就像医生一样,为古籍续命。
A 杜伟生
修书是修行的过程
修书用的糨糊是古籍修复师们自制的。将水掺进面粉,通过用手揉面把淀粉和面筋分离,再将淀粉晒干调成糨糊。“小麦淀粉冲调后黏度适中,有附着力,但又不会太厚以致影响修复,这是古人留下的传统。”讲这话的是杜伟生,一位地道的北京老爷子,2012年被选为第四批国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也是古籍修复组里年纪最大、资历最老的“医生”。杜伟生今年65岁,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带徒弟。
43年的工作生涯中,杜伟生阅卷无数,修复过历经浩劫的“敦煌遗书”,也修复过命途多舛的《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在他看来,古籍修复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祖传手艺必须要坚持,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父传、帮、带,潜移默化得到提高。
一旁,一位修复师正在汉白玉石板上捶打修复好的古籍:把几页纸放在石板上,依靠锤子的重力,把因修补所致薄厚不均的书页轻轻敲平。“中国的书就得用这石板垫着敲。”杜伟生说,“咱们的古书都是手工纸,容易氧化,要是长期用铁板,会有铁分子附着在纸上,时间长了容易锈蚀纸张。”
多年来,杜伟生始终很崇尚中国古人阅经前焚香净手的仪轨,带着心做事,“修书的过程,也是感受传统,熏陶修行的过程。”杜伟生曾修复过一件破碎成300块残片的手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花,身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气流直接将残片翻转乱了……这样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做这工作不允许心情大喜大悲,对书不好,要‘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杜伟生说。
B 朱振彬
细心、耐心、用心
修复破损不很严重的古籍,平均要花一周时间,但修复一本书,花费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情况,也很常见。去年6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为期四个月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多件珍贵古籍的修复成果一同展出。在“天禄琳琅”修复成果展示柜内,陈列有《六家文选》第四十二卷修复后的原书与修复之前的照片。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修复之前书籍表面褶皱严重,非常破旧,修复后的书籍则干净平整。
“书要一页一页地修复,但拆书不容易。普通线装书的缝线可以用剪子,古籍善本要手工拆。霉变严重的书可能是黏在一起的一坨,拆分书页之前要先包上毛巾,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蒸笼里蒸,再揭开、晾干。光是把书页摊平可能要花一个月。”国图资深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是“天禄琳琅”修复工程项目的主修人。“天禄琳琅”是清代皇室典藏珍籍,作为汇聚宋、元、明时代珍籍善本,目前国图3500册藏品中约10%需要修复,如今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全部完成,大概需要近5年时间。
目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一共有200余万册(件),其中包括善本古籍与普通古籍。有三分之一存在各种形式的破损,其中有近十分之一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复。修复组以平均每年修复1000册的速度,缓慢地精细地工作,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急不得。
在朱振彬看来,一部古书的修复要经过几十道繁杂的工序,而每动一页纸时都得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气儿……1980年冬,刚刚高中毕业的朱振彬进入国图工作,古籍最初留给他的印象,绝不是华美精致和文化气韵,相反,虫蛀的小眼儿一页纸上就有几百个,看起来就跟筛子眼儿似的。“每个虫眼直径也就一两毫米,每一个都要修补。”朱振彬说,实在修得闹心了,就只能放一放,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回来接着干。记不清用了多少天,朱振彬终于修完第一册书,看着原来糟朽不堪的书,在自己手中恢复光彩,变得干净、平整、页面完好,成就感油然而生,继续坐下来修书也变得没那么难了。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若非拥有这样的心性,不能成为修书“良工”,朱振彬将这一要求总结为“三心”:“细心、耐心、用心”。
C 李屹东
新科技为修复“助力”
在国家图书馆,年轻的古籍“医生”进到修复室后都要先上几个月基础课。而这第一课,就是打浆糊。“别以为这个很容易,我可是练了几个月才基本学会。”来到古籍修复室一年半的李屹东毕业于中央美院,本科学的是美术史,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如今对于这浆糊,他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淀粉浆糊和面粉浆糊,前者多用于修书,后者多用于修画。”李屹东说,市面上卖的淀粉可能有添加剂,修复师们不放心,所以,打浆糊用的淀粉是他们从面粉中手工提取出来的。打浆糊还必须手工,不能用搅拌机。
在修复室里,很多工具都是“前辈修复师传下来的”。但是,作为新一代的修复师,对于好用的新科技也绝对不放过。在李屹东的办公桌旁,就摆放着一台类似于打印机的机器,这是一台“纸浆补书机”。用这台机器修补古籍,一人一天可以修补40页,但要是人工修补一件一级破损的古籍,一天只能修补1到4页。
对于鉴别纸张的成分,以前的师傅就靠手摸,是麻纸、竹纸还是混料纸,一摸便知,但这个手艺没个十年八年是学不会的,即便学会了,也有摸错的时候。如今利用先进的纸张纤维分析系统能够准确地检测出原件和补纸的成分,对古籍修复就有很大的帮助。
D 潘菲
工作生活是两回事
虽然被古籍环绕,但修复室内却时常“弥漫”着现代气息,这大概是源于那些年轻的面孔。国图古籍修复组现有19位修复师,基本都是70后、80后,最年轻的李屹东和潘菲都是1989年生人。
每当被人问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毕业于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的潘菲总是笑着说,自己是“搞古籍”的。潘菲说自己的爸妈是“搞航天”的,双方处于一种“谁也不懂谁的友好状态”。工作时间长了,对古籍有了感情。有时候完工后,她甚至会轻轻地打个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些书很有意思,她也会一边修一边看,竟发现有些事儿从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此前修复《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还说“可谓失东隅收桑榆”。
工作之余,潘菲还会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很多人认为,干古籍修复的人,都比较死板,但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工作与生活是两回事,同事们也有各种爱好……”而在安静的文献修复室,除了古籍外,年轻人们也经常会讨论房价涨跌、炒面筋的做法之类充满烟火气的话题。
本版照片提供:国家图书馆 张鹏
记者手记
古籍修复,后继有人
曾经,网上总说古籍修复后继无人。“我国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有了很大改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燕行说,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的时候,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但今天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已经超过千人。全国有8500多人参加过短期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有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人才培训基地;中国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古籍修复本硕专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虽然和亟待修复的1000多万册古籍相比,人数还不够多,但古籍修复师这个职业至少告别了“人才危机”。
可以说,古籍保护的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当然,也要看到,一个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不仅应具备历史、美术、造纸、印刷、出版、文献等多学科知识,还要具备修复古籍的多种技能,但目前古籍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分属在中文、历史和管理等不同学科,不能完整体现古籍保护的学科特点。相信随着保护事业的发展,学科建设的完善,会培养出更多具有上述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