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瞿维与寄明同岁，今年是他俩的百年诞辰。此时此刻，不朽的作品——耳熟能详的歌剧《白毛女》、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电影《凤凰之歌》《燕归来》《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等等，一曲曲一首首在我耳边想起。而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来更是越发亲切，因为它是今天每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必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出生于江苏，相识于延安

　　瞿维，1917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喜爱音乐和戏曲的他，读初中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的京剧爱好小组活动。1931年毕业于武进县中学（今常州市实验中学）。1933年随姑妈来到上海，进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美术和劳作。瞿维师从钟慕贞教授学习钢琴，打下了钢琴演奏的良好基础。在新华艺专期间，聂耳、冼星海成为他的楷模。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1938年5月于湖北宜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经音乐家任光介绍，瞿维奔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次年2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行的还有后来与他一起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作曲家马可。

　　而此时，有“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之称的寄明，早他半年来到了延安。1941年，两位同为江苏人，又是同龄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寄明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人，1917年6月出生于苏州。来到延安之后，为了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改名为寄明。

　　吴亚贞从小喜欢音乐，中学毕业后，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这里她主修钢琴和琵琶。1937年毕业后，很有主见且有理想的她，告别家庭，从沿海深入内地，辗转于贵州和四川，先后在贵阳、达县的中学以及重庆教师服务团任音乐教师，并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民族的苦难，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使她的艺术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聂耳和冼星海对她很有影响，她积极地宣传和推广两位作曲家的救亡歌曲，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

　　1939年8月，吴亚贞怀着追求光明的决心，冲破层层障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改名为寄明的吴亚贞，1942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瞿维一起成为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教员。

　　钢琴成“红娘”，新歌剧诞生

　　1941年，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一位爱国人士赠给他的德国钢琴，转送给了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钢琴在当时可谓是珍贵的乐器。林伯渠同志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得知寄明称得上钢琴演奏家，于是便把她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了鲁艺。当时还规定，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她后来的丈夫瞿维。

　　在1980年第5期的《群众音乐》上，瞿维、寄明夫妇合写的《鲁艺的一架钢琴》讲述了当年这架钢琴的故事，回忆了他们当时如何把这架钢琴作为“武器”，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史实。当时，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而且许多抗日将士都听过他们的演奏。

　　与此同时，这架钢琴也成了瞿维与寄明的“红娘”。1942年初，两人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结为伴侣。在延河畔，他们的好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延安颂》的曲作者郑律成为寄明和瞿维拍下了一张合影——两人穿着肥肥的棉衣棉裤，坐在小土堆上，脸上都架着斯斯文文的眼镜，眼神中闪耀着对光明的憧憬和理想的光辉。照片是一个见证：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冲破艰险，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两个音乐人此时此刻的这张合影记下的是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同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召开。瞿维、寄明夫妇作为代表双双参加了座谈会，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寄明称这次座谈会使自己深刻认识到了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于是，她走出琴房，热情学习陕北民间音乐，并开始用这古朴的音乐素材，丰富自己的创作。这种深入民间采风的作风贯穿了她的一生。

　　毋庸回避，作为“座谈会”的产物，三年后，中国新歌剧的代表作《白毛女》，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诞生。这是瞿维与马可、张鲁等人共同合作的重要作品。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此创作被称作“中国歌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剧在当时延安连演30多场，反应极为强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6年马可与瞿维写的《〈白毛女〉音乐的创作经验》一文中，他们这样总结：“今天的新歌剧的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熟悉他们的语言，在忠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吸收民间形式的一切优点；同时也需要参考（不是硬搬）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来创造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新歌剧。”

　　这不但是当时的经验之谈，而且对瞿维后来的创作，乃至新中国音乐的创作一直影响、贯穿。1951年，瞿维与张鲁合作了电影《白毛女》的音乐。1961年，他创作完成的管弦乐幻想序曲《白毛女》，以及于1974年根据舞剧《白毛女》的音乐编成的管弦乐组曲《白毛女》等，都可视为对同一题材的不断深化和对相同音乐材料的更绚烂多彩的发挥。

　　打开国家文化部“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名册，芭蕾舞剧《白毛女》赫然在目。据不完全统计，自1965年这部完全由中国艺术家打造的芭蕾舞剧正式上演，到今天已演出二千多场。

　　《花鼓》庆胜利，教学赴东北

　　瞿维在这时期还有一部创作值得一提，那就是写于1946年的钢琴曲《花鼓》。这是一首极富中国民间特色、描写解放区人民新生活的代表作。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又是一个获得新生的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开始，给我国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全国人民欢欣喜悦，作曲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作了这首表现解放区人民愉悦心情的钢琴独奏曲。

　　音乐表现了一个民间热烈的歌舞场面。乐曲开头的引子，模拟民间锣鼓的节奏和音响：一段开场锣鼓过后，仿佛场面已经打开，而《凤阳花鼓》的主题出来，欢悦的舞蹈才正式开始；中间段是轻歌曼舞，曲调是《茉莉花》的演变；中段过后，再现第一段的曲调，但通过新的钢琴织体，音乐比开始时更为热烈、欢腾。《花鼓》与此前的中国钢琴曲相比，不仅具有更浓重的民间气息，而且不失钢琴的华美。专业人士当时就认为，这是用钢琴这件洋乐器表现中国乡土气的成功创作，它开拓了钢琴音乐美的新天地。

　　此曲于1946年由寄明在哈尔滨电台首次广播演出。建国初期，上海中国唱片厂灌制了钢琴家李嘉禄演奏的《花鼓》唱片，同时，又出版了《花鼓》的乐谱，于是得以在国内广泛地传播，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一首常演不衰的钢琴乐曲。1950年代后我国钢琴家周广仁、刘诗昆等将此曲带到国际舞台上演奏，开始了它的海外之旅。1960年代初《花鼓》被编入《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选曲》中，这就更体现了《花鼓》在中国钢琴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