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大事也。

　　生命的尊严，在于有尊严地活，也在于有尊严地死。

　　当所有的治疗措施已然穷尽，回天乏力，面对丧失意识的病人，是勉强维持生命，还是尊重自然规律？

　　市十四届人大代表傅舒昆，是一位麻醉科医生，行医近30年，救治无数，面对生死，她对生命的尊严，有着更深切的体验。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常常遇见，穷尽“洪荒之力”的抢救，带来的，不是生机，而是一系列痛苦。

　　她看见，患者临终前毫无尊严，只能“任人摆布”，身上插满了连线和管子，患者神志不清，家属痛苦不堪；这种痛苦，何其无奈，究竟是放弃，还是继续徒劳抢救？

　　家属很纠结，就这么让病人“过去”，感情上“过不去”；如果不让病人“过去”，维持生命却是需要代价的，尤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医疗资源的支出代价更高。在感情和理智的权衡中，感情还是占了上风，家属要求医院为病人插管。

　　插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病人依然没有意识，仅仅是在借助医疗器械呼吸。家属日益感觉负担沉重，甚至无力支付，“感情的需要”终于让位于现实的经济压力，家属向医生提出拔管要求。

　　这时候，管子能拔吗？现有的医疗操作规范，不允许医生“说拔就拔”。医生很纠结，拔了，违反规范；不拔，病人家属付不起医疗费用。更让医生纠结的是，“勉强治疗”原本不仅浪费医疗资源，更是对生命尊严的不尊重，也是造成医患纠纷的一大诱因。

　　徒劳抢救，令社会和家庭都负担沉重；尤其是面对深度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徒劳抢救，更给医保资金和医疗资源带来极大浪费。

　　所有这些，让傅舒昆确定——终止无意义的医疗行为，才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有意义的医疗行为之中，才是对生命尊严的真正维护和尊重。

　　今年元月，傅舒昆向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代表建议，建议通过法律程序，让患者有权利选择终止无意义的抢救。

　　但，这样的权利赋予，恐怕并非地方立法所能承担，国家层面的立法确权，才是关键。

　　其实，早在2012年3月，上海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医院结肠肿瘤外科医生顾晋，已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在全社会推广“尊严死”，让“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

　　提交议案，一个动因是，外科医生对生命质量的关注。当病人已经无法感知这个世界，勉强治疗能维持的，仅仅是没有质量的生命，而不是生活，勉强治疗，意义何在？

　　发生在身边的一个个病例，让顾晋意识到，认同“尊严死”，让“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很有必要。

　　不同于主动致死的“安乐死”，“尊严死”遵从自然规律，体现生命和谐——当治疗无望时，是使用呼吸机等人工生命支持技术延缓死亡；还是选择接近自然死亡的方式，追求更多的临终尊严？人们完全可依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

　　前提是，填写“生前预嘱”。

　　通过本人事先签署的“生前预嘱”，在生命末期按照尽量自然的方式，有尊严地离世——不仅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也能让医护和家属由此得到伦理支持，产生心理上的崇高感。更现实的意义是，这种建立在个人“知情同意权”基础上的死亡方式，是缓和医患矛盾的良药。

　　各国经验表明，建立“生前预嘱注册中心”，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赋予“生前预嘱”必要的法律效力，是推广“尊严死”的有效办法。一个人在生命末期，要或不要什么医疗照顾，要或不要生命支持系统延缓死亡，要或不要捐赠遗体、器官以救助他人，都可以在“生前预嘱”中做出安排。

　　为此，顾晋在议案中提出，为“尊严死”提供法律支持，制定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使个人填写的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当事人和执行者按照生前预嘱实施的各种行为受法律保护；批准成立由职能部门指导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

　　这一代表议案，当年已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列为正式立法案。此后，议案所提设想，一直在酝酿中。毕竟，死生，大事也；何况，生前预嘱，要托付的，是生命的尊严。

　　但终有一天，无论是顾晋医生，还是傅舒昆医生，都将看到，他们对生命尊严的呵护，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