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为解决上海汽油短缺，与科技人员一起研制“煤气发生炉”；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解决上海市民的优质饮用水源，亲自踏勘“青草沙”……他就是冲出军阀家庭的红色战士靳怀刚。

　　靳家大少爷 曾绝望自杀

　　我家祖籍是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市），在曾祖一代，家乡遭大旱，举家逃荒到济宁，靠打零工、路边卖茶卖煎饼度日。曾祖父35岁早逝，曾祖母只身拉扯大七个孩子，三个男孩子先后从军。经过各自的努力，我祖父兄弟三人靳云鹏、靳云鹗、靳云鹤都成了北洋政府的将军。大祖父靳云鹏在北洋政府担任过三届国务总理（其中一届为代总理），还担任过上将兼陆军总长。祖父靳云鹗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上将副总司令。我父亲靳怀刚1918年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大军阀兼大官僚的显赫大家庭里，并在这个家庭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抗战前夕，我家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已拥有众多公馆和产业，如济南的大观园、淄博的洪山煤矿、鲁丰纱厂等28处工商产业，并经营了横跨五县的数万亩大庄园，规模在老家济宁苗庄一带仅次于孔、孟两家。

　　我父亲是1930年进南开中学读初中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很快就沦陷了。不久日军又策动了“天津事变”，天津城大乱，学校停课，日军在租界与华界的大街上肆意搜查打骂行人。更使他义愤填膺的是，日军还在南开中学后面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建了靶场，枪炮声终日不断，搅得同学们无法听课，而当局不闻不问。在南开四年，他接触了一些进步的老师和同学，阅读了进步书籍，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新思想的影响，革命觉悟逐日萌发。然而，封建旧家庭里发生的种种矛盾，使我父亲内心十分痛苦，既摆脱不了，又理不清。上高一时，他离开天津，随祖父到了北平。大家庭里的各种矛盾越发激烈，几乎让他绝望。特别是他的生母去世后，祖父的几个姨太太之间的恶斗，搅得家中无有宁日。与我父亲感情最好的二姐，又在家庭矛盾的重压下自杀身亡。这对他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有一天，他终于在极度悲愤之下效仿二姐自杀了，幸亏被发现得早，抢救过来。我大祖父（靳云鹏）则乘机再次劝他出国读书，不要再参加学生运动了，但被他拒绝了。好在这次自杀后，父亲也想开了。他意识到：“我何必去白白地充当这个黑暗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呢？”

　　不久，父亲又回天津读书，遇到了南开老同学李立知（南开读书时名叫李金榜）、邝炳耀等人。他们的抗日热情、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他。在进步同学的劝导和帮助下，他终于坚定了冲出这个封建大家庭、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1935年，父亲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西安遇林老 觉悟有提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19岁的父亲毅然弃家奔赴国难，在山东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不久，中共山东省委通过“民先”省队部，派我父亲和另外4位同学到我的故乡邹县建立抗日游击队，并指示如不成功就去延安。因为当时山东的国民党势力很大，那个省党部的头子秦启荣反共很积极。邹县党组织已被破坏，无法联系上，日军又迫近邹县。所以，父亲他们一时无法完成组建游击队的任务，只得奔赴延安。

　　1938年2月，我父亲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吴堡），组织安排他给林伯渠同志当文书，主要工作是为林老整理报纸，做摘要。有一天，林老和我父亲聊天，当得知他姓靳、又是山东人时，就认真地问道：“山东有靳云鹏、靳云鹗，你知道吗？”父亲说：“那是我伯父和父亲。”林老惊奇了好一会儿才说：“军阀的儿子怎么也跑到共产党这里来了？”父亲说：“我是平津学生，民先队员。”随后就把自己冲破家庭阻力投身革命的过程告诉了林老。林老说：“革命队伍里出身不好的人很多。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人生道路却必须由自己选择。”林老还说，北伐时他是北伐军第四军的中共代表，打汀泗桥时，他感到在北伐中遇到的能打仗的军阀就数靳云鹗，想不到他是你父亲。最后，林老意味深长地说：“大军阀的孩子都能来参加革命，这可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

　　3月中旬，在我父亲的坚决要求下，林老终于同意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父亲在“抗大”学习努力，表现积极，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在“抗大”快要毕业时，恰好山东省委黎玉同志来延安汇报工作，他知道我父亲在延安，为了搞统战工作，便把他带回山东。

　　我父亲到山东后，开始组织上派他到山东纵队第12支队当团政委，不久就任鲁南地区的八路军的代表，搞统战工作。八路军哪支部队来到鲁南地区，我父亲就当哪支部队的统战科长。比如，吴克华司令带第19旅从胶东到鲁南时，他就当该旅的统战科长。1939年秋，我父亲改任鲁南第3军分区政治处主任，具体负责迎接115师进入鲁南的部队。

　　每有疑难处 请教罗政委

　　115师师部到鲁南后，住在大炉。罗荣桓政委后来任命我父亲为115师后方政治部主任。那时罗政委住在民主人士万春圃家后院的东屋，地委书记宋子成住北屋，我父亲住在同院的炮楼里。罗政委在大炉住了有一个多月，同我父亲多次谈话。罗政委平时很少同人开玩笑，但对我父亲是例外，有时开玩笑称他是“大少爷”或“靳少爷”。罗政委详细问过我父亲的家庭情况，以及怎样参加革命的。我父亲说，他是投身“一二·九”运动受党的影响参加革命的。罗政委点点头，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出身哪个阶级的，在革命高潮中很多人卷进了革命潮流。这种情况在外国是少见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尽管你家是个军阀，又是地主兼资本家，但是，如果一垮也还是一败涂地。”

　　罗政委又问他：“你家生活条件如此优越，为什么非参加革命不可呢？”我父亲说：“我的上一辈几乎没有一个不抽鸦片烟的。生活上十分奢靡，小公馆究竟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我有一个堂姐是冻死的，在这个钟鸣鼎食之家怎么会冻死呢？原来她冬天穿着玻璃丝袜去滑冰，得了关节炎，后来嫁给张勋的第五个儿子，生孩子后患病瘫痪，竟被丈夫遗弃而窝囊死了。我那个家庭尽管生活极尽豪华奢侈，但人与人的关系已经非常冷漠，除了金钱没有别的。我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咽不下那个气。”罗政委说：“《红楼梦》里讲过，贾府除了门口一对石狮子干净外，就没有干净的了。你家情况也是如此。”

　　有一次，我父亲还同罗政委谈起他很长时间想不通的一件事：“一二·九运动期间，我在北平，当时凡有扛旗子、领着喊口号的事，学校的进步同学就让我出头，有时还让我骑上当时北平少见的摩托车送信。但在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时却不通知我，使我感到用不着我时，就把我甩了……”罗政委耐心听完我父亲的诉说后，回答说：“让你扛旗、喊口号，是因为当时北平市警察局长袁良曾经当过你伯父的副官长，这样做比较安全，这是党的工作需要。当时不让你参加‘民先’，有些事不便告诉你，也是党的工作需要。要多从党的事业上考虑，就可以想通。”

　　由于我父亲有特殊的社会关系，罗政委就派他去联系东北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武装，动员他们一起抗日。因为张作霖和靳云鹏是儿女亲家，而驻守在当地的东北军112师师长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霍称我父亲为“老弟”。我父亲每次出去都特别装扮一番，骑上高头大马，带上由保卫干部充当的警卫员，作为高级干部出入对方的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