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只要你今年还准备入手两三本音乐书籍，那么7月份出版的《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保罗·亨利·朗文集》（以下简称“朗文集”）绝对是应当首先考虑的一本。坦白说，对我而言，这真是一本自己急切想读，但又有点怕去读的作品。想读，是因为朗教授的魅力无法抵挡，其煌煌巨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以下简称“西方”）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现象，在中译世界更是罕有作品能够相比。而怕读朗文集，是因为可想而知，那是一本真正能够塑造人观念的书，正如“西方”一样。

　　说到朗其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必定是“西方”。几年前，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中译本面世，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人们广泛引用傅聪的评价，他将罗森称为“音乐界的钱锺书”。沿着这样的思路，我好奇我们能否将朗教授称为音乐界的王国维？朗文集延续着“西方”所揭示的思想系统，还将其拓展到音乐史之外：大量涉及演奏风格问题（“音乐表演”），也包含了对于某些热点的关注，譬如那部影响广阔的电影《莫扎特传》。当我们认为，巨匠写影评，一定别有看点的时候，却发现他完全是结合现实的音乐历史来谈。而当我们怀疑，这样写是否“考据癖”过重时，又会发现文章是引人入胜的。

　　将朗教授比作音乐界的王国维，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大家姑妄看之。不能不说，从表面上看，恐怕没有比“西方”一书与《人间词话》相差更大的艺术史著作了。前者篇幅浩大，对于每一个时代的音乐创作、音乐生活，不仅分为多个角度来观察，还能综合观察那个时代的文学、绘画、思想、社会形态等不同方面，再与音乐风格相印证，由此显明不同时代“音乐”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所以说，朗教授所建立的是一种思想体系，也可说是一种研究艺术史的理想——如此磅礴的基础，如此高度的综合。或许直到如今，对很多名声卓著的学者来说，也只能是一个梦想。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基本是由一系列的“点评”构成，将言简意骇，进而微言大义的倾向推至极限。

　　之所以将这两个人并提，是由于他们在两个最关键，也最基础的方面表现了高度的一致。首先是他们的文字很容易接受。《人间词话》不难读，爱诗词之人也往往爱读，仅是一位入门者读，和叶嘉莹读，所读到的内涵、深度不同而已。但总之是不难读的，因作者的目的在于提点读者，而非将他们拒于诗词艺术的大门之外。同样，看到“西方”的标题，看到“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你可能怀疑这些书太深，太学术化，不适合自己。可事实上，作为美国音乐学奠基人之一的朗教授（原籍匈牙利），恰恰是特别注重“音乐学”同“普通读者”之间的联系。他明确指出，如果“音乐学”拒绝普通读者，情况将很不妙。因为这会使学术完全封闭在象牙塔中，进而某些专业人士也无法读懂，最终就成为只有作者本人才理解的东西。这样的学术无人继承，必然湮没。

　　另一关键性的相似，就是那种提纲挈领，点出关键的天才。《人间词话》中的点评看似随性而发，吉光片羽，其实正如俞平伯所言，“此中所蓄……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朗教授写“西方”一书，固然是洋洋洒洒百万言，可无论就古典、浪漫主义之“时代”，还是巴赫、莫扎特之“个人”来说，凭借寥寥数语，点明主旨，指出精要的功力，同王国维相提并论，恐怕是毫不为过的。以至于相关的章节，无论多少次读，都感觉心旷神怡，从不厌倦。

　　当然，《人间词话》点到即止，“西方”则将纷繁的头绪展开，引申其意，最终成就巍然巨构。这是东西方观念的不同。过去读“西方”一书，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进入20世纪之后的部分过于简略（因为成书于40年代）。如今，这样的遗憾终于在朗文集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补足。书中“20世纪文明中的西方音乐”一章，虽未能同“西方”合成完璧，却不失为其中思想的延续。而“古乐新思”一章，又是作者多年后重新执笔，写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同“西方”中的内容互相参照，会很有意思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朗教授花了极大的篇幅分析当代盛行的“本真演奏”。他很深地探讨了这种风格的不同层面，指出本真演奏者所标榜的“正本清源”其实包含了很多问题，未必真有历史性的忠实。这样的文章太宝贵了，因为目前，某种过分排斥现代风格的观点已经盛行，无论在职业音乐家，还是乐迷当中都是如此。总之，朗文集的出版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书的翻译与审校也能让人读得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