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之所以自古至今五千年从未中断，有多种因素，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她有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传承机制，包括国家训导系统、榜样示范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日常教化系统、宗教警诫系统。家训、家规就是日常教化系统的一部分。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最重视上下传承。中国人最强调孝与教，孝是下对上,教是上对下。中国人最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最重视在子女教育上投资。中华以农立国，自给自足，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人口流动范围较小、频率较低。其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多从上辈那里继承而来，多属于默会知识，靠示范琢磨，靠耳提面命式的传授。所以，在中华文化中，上下关系特别重要，中国家训文化也就特别发达。据研究，从西周开始，到近代，比较正规的家训就有120多种，如果那些包含训诫子孙意义的书信、文章、格言、联语在内，非正式的家训，那就难计其数。

　　上海地区也有丰富的家训资源。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家训家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所提供的资料中，提到了上海县的徐光启、高行的曹瑛在竹枝词中体现的家训内容、浦东的傅心鲁家谱中的“十六字”家法、浦东的傅雷家书、松江叶氏家训、泗泾《秦氏家训》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首先，古代上海，有丰富的家训资源。

　　全国家训资源，明清以前，北方丰富，明清时期，南方开始多了起来。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自己比较熟悉的或知道的，上海地区还有很多家训方面的资源。

　　关于古代，举三个例子：

　　例一,明朝松江人钱福，著有《明日歌》，影响非常之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教科书上都有。《明日歌》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这是家训，但是，其教化的意义非常明显。

　　例二，晚明时期松江人陈继儒，诸生，隐居昆山之阳，杜门著述，工诗善文，名重一时。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崇祯十二年卒，年八十二。所著《安得长者言》，讲怎么做人处事，内容极其丰富，极有见地，极有价值。例如，他教育人要行善积德，说是假如一个人，“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他以登塔比喻为善，说是登塔要有人作伴，有人鼓励，才能登上去，登的过程才不觉得很累。为善，努力向上，也是如此。他说，做人行事要得体，“富贵家，宜劝他宽；聪明人，宜劝他厚。”“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他还认为，家庭财富太多，容易使亲情淡薄；反过来，财富不是太多，反而亲情浓厚。这些，都充满了智慧。

　　例三，清初人陆陇其（1630年—1692年），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康熙十四年授嘉定（今属上海）知县，官至监察御史，以清正廉洁而著称。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说：“我虽在家，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的法。”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以求做一个明明白白的立身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从而无愧于自我，无愧于家庭，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也就是说，通过读书学习，变化气质，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关于家训家规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也相当有名。陈宏谋编《五种遗规》时，就收录了陆陇其教育儿子的书信。

　　其次，近代上海，家训家规家风方面，资源更多，更值得重视。这很能体现上海的特点。

　　这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上海本地名人李平书、穆藕初、黄炎培，都有家训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的原籍不是上海的人。

　　先说上海本地人。

　　1894年，李平书署陆丰知县。这是第一次做地方父母官，他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自撰一篇风格奇特的誓文，并予以公示：表示，如果自己“敢受百姓银钱财物，多自千百，少至毫芒，不论是否应得，一经染指，即犯贪赃。又若藉案科罚，本干例章，名为充公，实饱私囊，此巧取之伎俩，亦廉耻之道亡。予小子而或蹈此二者，神降我以百殃。”在进入陆丰县境的途中，短短几十里路程，就有拦路递交红呈35起。所谓红呈，就是红包。送红呈的人或要他申冤，或向他求情。他理所当然地一一回绝。再次公开张贴誓言：“词讼案件收受案内外人银钱财物，无论多少，一经染指，即是丧心昧良，干犯贪墨，明即倖逃国法，幽必难免冥诛，他日去此，水行必沉于大海，陆行必踬于高山。天地明神，实闻此言。”

　　李平书并不是无神论者，官场规则也没有要求他上任时必须立誓，但他如此对天发誓，掷地有声，不怕报应，充分表明了他对贪墨贿赂、中饱私囊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表示了他与这些丑恶现象决裂的坚强决心。李平书说到做到。做官期间，有些钱按照陋规（即潜规则）是可以拿的，他也坚决不拿。一生当中，他担任的肥缺不知多少，经手的银钱不知多少，但他从不心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至于晚年想印刷《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都囊中羞涩，而要靠朋友资助。

　　再说黄炎培：“理必求真，事必求实，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如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12句话，48个字，真是做人做事的极好的座右铭！

　　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外地来的人，在家训家规方面，资源特别丰富。

　　比如郑观应，原籍是广东香山人，十几岁就到上海来发展，是著名思想家与企业家。他教育子女：“立志在青年、老来悔已晚。须观有用书，学业身之本。蜘蛛能结网，仰食愧为人。—艺不能学，何由寄此身！”

　　他的家训很有时代特点。对于金钱交易活动，郑观应告诉子弟应慎之又慎，并具体交代了种种需加注意的方面：“日中行事无论贤否亲疏，所收银钱必须当面点明，收藏妥当，不可草率乱放，恐顾此失彼，非惟忙中有错，且恐事后忘却也。所交银钱要件必须真正亲笔收条。不可大意，一则恐日后不认，二则备将来稽查。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一生惟谨慎，古之伟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聂缉椝当过江苏巡抚。聂云台主要生活在上海，1893年到美国留学，回国以后担任上海恒丰纺织新局总经理，是上海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曾捐助聂中丞公学，即市东中学。

　　聂云台与他的父亲聂缉椝先后两次赞助出版《德育古鉴》，这是一本教人行善积德的书。聂缉椝、聂云台都曾为此书作序。此书系中华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经典，为后人广为传诵。1906年，聂缉椝将其重新刊行。后经印光老法师所称许，由弘化社重印多版，共数万册之多。1929年再版，聂其杰作序。前些年，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曾将其校订出版，作为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师生必修之德育教材。书中以翔实的历史故事，从孝顺、和睦、慈教、宽下、劝化、救济、交财、奢俭、性行、敬圣和存心等方面，阐述了祸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以此引导世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常读此书，可以起到近报自己、远利子孙的效果，实为今人修身立命之必读、传授子孙之必备。聂缉椝评价此书：“其语取平易而近人，其理合劝惩而并用。固宜其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历百世而不易矣。”聂其杰称：“予幼时遵庭训，亦每日背诵斯篇，与经书同。”

　　聂云台在家训家规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资本家，他特别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财富，劝人们要善于用这些财富为社会造福。1942-1943年，他写了本《保富法》，刊登在《申报》上，专门讲这个道理。书出版以后，影响极大，读者深受感化，于数日间，捐入“《申报》读者助学金”，多达四十七万五千余元之巨，传为佳话。商界、文化界名人纷纷撰文力荐，为之流传不吝费力。聂云台的财富当然不及比尔·盖茨，不及巴菲特，但是，他对待财富的哲学，与比尔·盖茨、巴菲特一样，强调要为社会做事。

　　李平书、郑观应、聂云台的家训家规，都很有近现代气息。这些家训家规产生在城市里，产生在商业社会，与产生在农耕文明时代的《颜氏家训》很不一样。这些家训，能体现出上海城市的特点，尤其值得挖掘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