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品可以清奇高古，超逸凡尘，画家却必须在现实社会过日子。画院画家可以依附朝廷，民俗画家可以诉诸百姓，久人画家却必须在官宦商贾之间寻求贾主与知音：前有扬州，后有上海，正可提供这样的市场。扬州在前，因为那还是河运兴旺的时代；等到海运大开，市场便移向上海了，乃有“海上画派”之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居五口通商之首，文人画家乃向十里洋场汇合。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号称“海上三傑”，成了奠基名家。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基保大半多才多艺，不仅仅是画家，还兼擅书法、诗词、篆刻等相辅的艺术，有时本身也是惜才的收藏家或说项者。例如《尘土有至情》一文中，便叙述吴昌硕之成名有赖另一书画家也是实业家王一亭的赞助。先是吴的弟子赵子云去上海展画，在王一亭的张罗下，卖得很好。吴见弟子成功，非常高兴，此时他已六十九岁，才去上海定居。开始乏人问津，但经过王一亭再三揄扬，终于成名，甚至成为“海上画派”后期的宗师。其后由于王一亭的说项，吴昌硕与齐白石也扬名于日本。 

　　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的四要素是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所以文人画家不但是艺术家，也该是兼有知性与感性的文化人;如果只擅绘事，就落于匠气了。因此苏轼将王维置于吴道子之上。曹可凡先生在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节目中所访问的，大半都是这样的文人画家，大半是水墨画高手，工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得意忘形，不拘写实，只重神韵，而周边的配合例如题诗、书法与刻印，也要相当功夫。其中也有一些例外，譬如宦海半生的翁同騄，晚年成为收藏家、书法家。又如坚拒新文化运动的古文家林纾，竟在不解ABCD的情况下，凭他人口译而笔受，竟然间接成为推广西洋文学的译家。 

　　《悲观自酬》里三十五篇文章，原则上以人物为经，而以事件为纬，事件之中也每每涉及当事人的分合恩怨，有的令人钦仰，也有的令人惋惜:前者例如梅兰芳与俞振飞在京剧与昆曲之间的互补互助，合作成功，并且感动了现场一位小小观众，白先勇种下了日后他为重振昆曲而奔去的因缘。后者例如两大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分合。《悲欢自酬》下篇涉及的人物，跨越了戏剧、电影、绘画、文学及科学，比较复杂，把我也卷了进去。不过曹先生笔下大致上避免偏袒一方，语气不失温柔敦厚，有所评论，也往往是引述他人。只是张爱玲的《小团圆》涉及柯灵的一段，令我深感惊异。柯先生晚年和我见过三面，每次都恨其短，却对我的作品鼓励有加。他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坛前辈，也是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知音。两岸交流之初，他率先站出来肯定钱、张，十分难得。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他竟被塑造成那样的形像，我实在不能接受。 

　　我初见柯先生，早在1981年，当时他和辛笛同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四○年代文学研讨会”。第二次在1984年，同时参加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三次在1994年，柯先生以上海作协主席的身份邀梁锡华、黄维睴和我去上海访问。又过10年，我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学，柯先生已作古，曹可凡便带我们夫妇两人去医院探望柯夫人陈国容女士。当时她就倚坐在柯先生弥留其上的病床，主客怅然相对，思念的都是音容犹在的亡者。柯先生与我有缘，是大幸，却恨缘浅，未能常挹清芬。而今，当年在上海作协一同接待过我们的辛笛和罗洛，也都去了。上海的故事，海上的因缘，绵绵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