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刺客皆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虽性格不一、遭遇不同，但都悍勇无比，不畏生死。譬如曹沫，于会盟会议上单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迫其尽数归还侵夺的鲁国土地；再如专诸，公子光趁吴国内部空虚，与其密谋，以宴请吴王僚为名，藏匕首于鱼腹之中进献，此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鱼肠剑”，当场刺杀了吴王僚，但专诸当场亦被吴王左右杀死。皆是抱着必死的心念为此一举，其心志与胆气都胜过常人，且单枪匹马，绝不连累任何人。

　　其次，这些刺客皆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方面最知名的要数吴王阖闾的刺客要离了。吴王派他刺杀公子庆忌，要离身材瘦小，形容丑陋，庆忌则武艺非凡膂力过人。为获致庆忌信任，要离先是在王宫与阖闾斗剑时，故意先用竹剑刺伤阖闾手腕，再取真剑斩断自己右臂，以此为借口投奔庆忌。要离走后，阖闾依计杀了其妻子。庆忌遂更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委其训练士兵。三月后，出征吴国，与要离同船。要离趁其畅饮之际，独臂猛刺，透入心窝，穿出背外。庆忌诧异之极倒提要离，沉溺水中三次，后将要离放在膝上，笑说：“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刺我！”此时左右卫士欲杀之，庆忌摇手说：“此乃天下勇士，还是放他回国，成全他吧！”

　　不过司马迁真正要彰表的并非刺客们的胆气，而是他们的义举，重然诺，重知己。细观六人，大多为报人主之知遇之恩而不惜身死。曹沫是为不辱鲁公使命，专诸是答谢公子光的看重，要离更是酬答阖闾之恩，聂政为酬知己严仲子，代为行刺韩相侠累，豫让为智伯家臣，感其知遇之恩，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为饮器，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换言之，侠客与刺客的真正分际就在此处———若有人于污秽世事中信任我、爱重我，我即甘愿付出一切来酬答这旷古的情谊。

　　在大的道德取向上，刺客与侠客或有共通处，但彰表侠是为激扬侠客救人缓急而不拘法令的斩截公道，换句话说，侠客更多的意义是在于他们是皇权之外的拯救，将权力与制度无法管制的是非问题处理得正义皎然；太史公笔下的刺客则不同，他们秉持“士为知己者死”的重义之情，为一饭之恩而不惜蹈难身死。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报偿甚至不是行刺之功，而是行刺本身，在这过程中将一己之热情才智尽数挥发，好似流星划过天际———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原来只在于换取知己的信任与依托。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末尾慨叹，“自曹沫至荆轲，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期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是的，成与不成，显然无关大局，仗剑出行的时刻，已然注定刺客悲情的结局与令人遐想的生命光灿。司马迁的寓托不过告诉我们，这些出没在夜色中、被湮没在历史暗角的刺客其实远比某些正人君子更有担当与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