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通过吴石传向大陆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12月初的台北已有些许寒意，门外还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吴石请“陈太太”在会客间坐下，朱枫将“刘老板”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朱枫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吴石点点头，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临时安排这处旧宅，下回要请“陈太太”去新居作客，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一个星期后的周末，下午4点钟光景，朱枫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吴石将朱枫请进书房。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这次见面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而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在台期间，朱枫与吴石秘密会面6次。国民党军事机关及部队主官名册、国民党东南区驻军番号和人员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的数量等人民解放军攻台急需的重要情况，通过吴石传向大陆。

　　时间过得很快，朱枫完成多项重大任务。1950年初，她已开始做离台返回的准备。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她经过仔细考虑，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简，将归期告诉好友。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

　　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的一封“家书”，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亲人手中的最后手迹。“简单的便条，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写于1950年1月14日，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3月4日了”，“谁会想到，那时候她已落入敌人的魔掌！”——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朱枫烈士书信集》时，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作了这样特别的加注。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郑”没有露面，却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

　　朱枫没有能够赶在“月内返里”，向她通风报信、要她火速撤离的“老郑”，却在1950年1月29日的这天晚上，在他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但之后在带路指认时乘黑成功脱逃。在他被捕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留下的“吴次长”的记录，成为致命的破绽，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蔡孝乾的被捕不是偶然的，与《光明报》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1949年6月间，在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估计中，台工委一些成员竟然将机关报《光明报》塞进“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以及蒋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事情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限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辑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限定的时间内没能破案，于是蒋介石又交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时任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研判后认定，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而且是中学，非大学。因为大学中保密局眼线密布，一旦出现就会发现。结果，保密局到各中学调查，很快就发现基隆中学的考卷与《光明报》一致。于是，顺着线索追查，12月“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落入敌手，迅速危及“台工委”的高层。

　　1950年3月9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彻底变节。由于他的叛变投敌，致使台共的高层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也纷纷遭逮捕和破坏，包括地下党员在内的被捕人数达1800人之多，造成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赤裸裸作录音讲话，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20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