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湖南邵阳城区违章停车，立马就会有一群市容监督员“包围”过来，并开出一张10元罚单。近日，有媒体记者赴邵阳调查。根据邵阳市城管局翻印的《市容环境监督员执法手册》，市容监督员的罚金将上缴给区财政，及时结算后，其中80%将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

　　在一个充斥着临时工的时代，湖南邵阳聘请千名市容监督员替城管执法，很显然，只是属于临时聘用的变种。这就不得不让人对这种临时聘用的“委托执法”抱持天然的警惕。当然，这并不是说临时工个体是不好的，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公共环境下，如果行政执法部门贸然将民众和政府赋予的执法权“社会化”，让一些并不具备系统法律、法规知识，素质参差不齐的临时群体，代替执法部门履行执法职责，其结果，便很可能使得执法权不合理放大，让权力成为肥私的工具。

　　现在，湖南邵阳委托市容监督员替城管执法，就很可能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执法乱局。尤其是，当执法手册白纸黑字规定罚金“80%将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时，这样一块巨大的肥肉摆在面前，监督员似乎就没有理由不把执法当成给个人创收的手段。事实上，记者调查也证明，一股处罚之风俨然已在邵阳街头蔓延：市容监督员不穿制服，见违章停车就立即上前罚款，一些车主也认为罚款“不明不白”。权力一旦掌握在那些不符合条件者的手中，尤其是权力运作本身缺乏有效监督与约束时，个体就可能成为驾驭权力的主人，权力运作也会面临越界与走样的风险。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人们之所以对一些行政执法行为感到不满，就是因为执法权滥用会侵害到普通公众的权益。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存在模糊地带，导致执法权不合理放大，成为一种创收的经济手段。换句话来说，人们之所以对邵阳聘监督员替城管执法感到莫名惊诧，根源或许不仅是临时工代替权力执法，导致执法简单粗暴，更是对执法经济的抵触。

　　这种情境下，执法边界越模糊，执法主体越是属于临时身份，就越可能游刃有余、予取予求。在媒体列举的组建市容监督员的城市中，无一不是在短期内就罚没了巨额款项。比如同样是设立了市容监督员的湖南湘潭，从2012年2月1日起到5日，短短五天时间，罚款金额就达到137405元。

　　既然监督员只是属于临时身份，那么在对执法权的责任担当上，他们也是临时的。对法律规则缺乏敬畏感，所受到的监管约束更少。如果不能规范行政执法，约束权力，杜绝执法经济，市容监督员恐怕不仅不能监督市容，反而只能成为执法经济的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