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继续看老译制片。不久前，在网上知名商城，订购了一套百部老译制片，我所有闲暇的日子，就交给了这老旧的光影。这些“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放映的老译制片，画面不很清晰，音质不甚理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电影，都是当年我在电影院里观看过。漆黑的影院、梦想的源头、孤单的童年、青涩的少年、懵懂的情爱、真挚的友谊……遥远的记忆，像风吹过树林，像雨落入池塘，在心头引发颤动，泛起涟漪。

　　这不是好莱坞，不是电影生产大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原因，我们接触的是这样一些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墨西哥……这不是名垂影史的杰作，不是制作精良的大片，但绝对是我们百看不厌的佳作，是我们心中的经典：《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第八个是铜像》《卖花姑娘》《流浪者》《大篷车》《冷酷的心》《叶塞尼娅》《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追捕》……这些电影，是百花荒芜园地的一束鲜花，是黯淡岁月的一抹亮色，也是我们接触世界电影的入口和启蒙。

　　当时的译制片，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得那么紧。还记得600工分吗？朝鲜《鲜花盛开的村庄》永山大叔给二儿子选对象，拿出一张胖姑娘的照片：“听说她去年挣了600工分。”从此，600工分成了女同学中“胖姑娘”的代名词；当时的中国女性不是剪短发就是梳辫子，阿尔巴尼亚《创伤》中女医生维拉向上盘起的头发，引得上海时髦女性争相模仿，称为“维拉头”；《海岸风雷》游击队对特务“我执行人民的决定，判处你死刑”的誓言，成了我们游戏时对对方的判决词；用《宁死不屈》中“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永远有理”的台词，嘲弄生活中固执己见的同学；《第八个是铜像》游击队见面、分别的口号“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和南斯拉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来了”的对话，是我们搞活动时的接头暗号……我们传唱过朝鲜《卖花姑娘》里的歌，哼过南斯拉夫《桥》“啊，朋友再见”的曲；我们唱印度《流浪者》的“拉兹之歌”、日本《人证》的“草帽歌”；听墨西哥《叶塞尼娅》的主题曲……我们享受，我们陶醉。

　　当时的译制片，主要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在一长串的配音演员中，我独喜欢邱岳峰，他的语音充满磁性，就如《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喜欢童自荣，他的清亮，以《佐罗》为代表；还有刘广宁，华丽清纯的嗓音，让《冷酷的心》中的莫妮卡令人爱怜；毕克的配音深沉（《追捕》中的杜丘）、尚华的则厚实（《虎口脱险》中的指挥家）……重看这些译制片，就是听声音，听声音在时光中永远流淌，听声音在时光中永远凝固。

　　当时的译制片，已经让我们懵懵懂懂地探讨起电影艺术，社会上流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指的是《第八个是铜像》和《脚印》，因为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线性的故事讲述，而是平行交错的块状结构。前者，从教师、雕塑家、医生的女儿等人的不同视角，展开了对“铜像”——牺牲了的游击队员易卜拉欣的回忆；后者，在一次边境潜逃案调查中，医生被指自杀，通过医生的父亲、妻子、教授、同事、病人的讲述，揭示了事实真相，也还原了医生的真实形象。看这样的电影，萌生了我对艺术电影的兴趣，从此，在庞大的电影丛林中，我有了我的选择方向，也有了我乐意栖息的大树。

　　今晚，继续看老译制片。我童年的梦，在黑白电影里起飞，沧桑的岁月，已给它装上了金色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