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5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民族学界的事件——开封犹太人“被发现”了!这其中，不得不提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此以前，开封犹太人自称是“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教徒，周围的中国人视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利玛窦首次正式将他们确认为犹太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利玛窦是界定中国犹太人身份的第一人。正是他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没有犹太人的习惯认识，自此以后，西方传教士纷纷参与到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之中，见证甚至几乎左右了开封犹太社团走向衰落消亡的全过程。

　　北京的一段奇遇

　　1605年6月24日，一个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开封府举人，慕名登门拜会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的记载中，只是提及此人姓艾，后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都认定他的全名为艾田。实际上，利玛窦和艾田一开始都对彼此的身份存在严重误读。艾田最初是通过某位中国人所写的一部论述欧洲的书而读到有关利玛窦的情况，仅仅知道他信奉惟一神而就此以为利玛窦是摩西教法的传播者，可能与自己同属于一个宗教。双方会见的这一天恰逢浸礼节，在教堂当看到祭坛上悬挂的圣母玛利亚、耶稣与施洗者约翰像时，艾田将之误以为是利百加与其子以扫和雅各，于是鞠身向画像行礼。在此情况下，利玛窦对艾田的身份将信将疑，一开始以为他属于中国的早期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即景教），但随着交谈的深入，利玛窦发现艾田自称为“一赐乐业”教徒，熟知一些《旧约》故事，并奉以扫、雅各为祖先，还知道自摩西以下以色列有十二支派，而且，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脸型一点也不像中国人。

　　经过宗教与体型上的甄别，利玛窦断定艾田并非基督徒，而是在此之前从未听闻的中国犹太人。利玛窦感觉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随即向艾田打听更多有关他自己以及其他中国犹太人的情况。艾田说他从六岁起就学习中国儒文化，专事科举功名，而不再参加族人的宗教活动。艾田还向利玛窦反映，在他的老家开封有信奉“一赐乐业”教的十至十二家信徒，此外还有一座富丽堂皇的礼拜寺。寺内藏着无比珍贵的《摩西五经》，经文全部抄写在羊皮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艾田还说在杭州还有不少犹太人，那里也有一座礼拜寺；其他地区也有犹太人，但没有礼拜寺。根据艾田的陈述，利玛窦坚信在中国内地的开封府定居着一支犹太人。

　　开封犹太人的历史被彻底改变

　　由于耶稣会在北京立足不久，利玛窦无法亲自动身前去开封探究。两年后，即1607年，利玛窦派遣一位中国修士徐必登去开封作进一步的了解。这位使者证实了艾田所说的一切，并带回《摩西五经》头尾几节的抄本。它所用的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符号，表明它是古老经文版本，与16世纪比利时安特卫普出版的《希伯来圣经》几乎完全吻合。由于利玛窦本人不懂希伯来文，随后派徐必登再去开封，并携带一封利玛窦致开封礼拜寺掌教的中文亲笔信，称自己在北京府中有《旧约》的其他各卷以及记载着已经降临的弥赛亚言行的《新约》，这些经典都可以供开封犹太人学习参照所用。对此，开封犹太人的掌教回信说，弥赛亚不但没有到来，而且要等到一万年以后。

　　但是，这位年迈的掌教似乎不太在乎他与利玛窦的神学差异，而更加关心如何确保并维持先祖的宗教信仰。他十分害怕周围再也找不到一个精通教法的人来继承，由于知道利玛窦是一位有名望和学识的传教士，他表示愿意将开封礼拜寺的管理权交给利玛窦。利玛窦没有对此答复，显然没有太大的兴趣，双方联系也暂时中断。大约在1609年，三名来自开封的犹太青年（其中之一为艾田的侄子）专程入京拜访利玛窦，并告诉后者，掌教去世后他的儿子继任了这一职务，但是他对教法一无所知并且无法阅读希伯来文而致使教法衰败。这三名开封犹太人表示乐于接受基督教信仰，为此不惜放弃原有的宗教。利玛窦对此大喜过望，教给他们许多基督教义的内容，并将他们三人送回开封。不久，利玛窦又提议在开封设立针对犹太人的传教区，以使更多的中国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然而，次年利玛窦在北京城病故，这个计划被迫暂时推迟。虽然利玛窦至死也没有去过开封，与开封犹太社团也未有直接的接触，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开封犹太人的历史。

　　影响了欧洲犹太人的命运

　　1615年，由金尼阁刊行的利玛窦于中国期间所记载的信札（《中国记事》）在欧洲出版，其中记载了利玛窦“发现”中国犹太人的详细情况。消息传至欧洲后，引发了轰动性效应，形成所谓的“中国犹太人的神话”，进一步证实了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传说。欧洲的宗教界和学术界也都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将这一发现称为“中国民族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在犹太世界引发不小的震撼。当时居住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领袖玛拿西·本·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希望》中认为，中国犹太人即是失踪已久的“失踪的十个以色列部落”，犹太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末世论的意义。英国当时的清教徒普遍认为，救世主再次降临的前提条件即是犹太人散布到世界各地；既然遥远的中国都存在犹太定居点，那么英国就没有理由不允许犹太人居住。为了迎接弥赛亚的到来以及在即将到来的基督复临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政府应当再度允许犹太人定居。玛拿西·本·以色列趁机向英国执政者克伦威尔谏言，要求准许犹太人返回英国，从而促使1655年犹太人在三个半世纪后被英国重新接纳。这是开封犹太人影响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典型事例。

　　更为重要的是，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对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关系重大。此后，除耶稣会以外，来自圣法兰西斯修会、多米尼克修会的一批批传教士源源不断涌入开封，对中国犹太人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查访工作。期间罗马教廷也卷入其中。在西方世界完全不乏犹太人的情况下，外国传教士为何对人数如此之少的开封犹太人情有独钟，不惜劳民伤财、万里迢迢地深入中国内陆进行探究呢？

　　实际上，对开封犹太古教与古经的好奇是最根本的驱动力。首先是争取开封犹太人改宗，以证明天主教的优越性。当时正值宗教改革后不久，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确立自身的正统性；当利玛窦把开封犹太人的情况反映至欧洲后，天主教会认为这是扩大其影响力的天赐良机。通过使开封犹太人皈依，以图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方面，向新教徒展示天主教的活力，抵消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借助开封犹太人向其在欧洲同胞施压，促使更多的犹太人皈依天主教。而更为直接的动因是，开封犹太礼拜寺珍藏的五、六百年前留下的古经有着十分重要的神学价值。据说开封犹太人的古本《圣经》（他们称为“道经”），能够证实欧洲犹太人可能从《旧约》中篡改或删除了弥赛亚降临的预言。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也于18世纪初多次写信给耶稣会，表示想从那些与世隔绝的开封犹太人那里得到古本《圣经》。

　　于是，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17、18世纪的欧洲掀起一股查访开封犹太人的热潮。

　　摘自《世界知识》201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