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言说的立场》，是近十年来个人在专业之外所作的文化批评的集结。

　　这个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在享受成长与发展的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健康外表下的问题，类似波兰尼批判过的市场原则对人生活的全面渗透，可说是其中最显见的一例，它使得当下的中国社会，有了一种“市场社会”特有的粗俗与蛮横。在或主动或被动地与这种粗蛮相调和的过程中，人们日渐丧失了与宇宙的同体感，既很少关心自己的内心，又漠然于身外正发生着的变化。多所留意的只是一己的世俗肉身，而浑忘与真理合一的永恒之躯。这影响到不同领域，许多精神创造虽顶着文化的名目，实际已尽失精神性的高贵内涵。

　　所以，这也是否定与反思的十年。所有的否定与反思，都是希望经由对理性与精神的提倡，重建人的日常世界与价值世界的联系。毕竟，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既不能无意义地生存，复不能在他物提供的意义中生存。当然，这种重建相当有难度，因为天下滔滔，在这个已非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智慧尚且新鲜洁净的年代”，个人要力挽狂澜，太困难了。加以今天的文化人，与资本合谋、为权力说项的在在多有，欲其继续产生不痛不痒的知识，乃或只关一己痛痒的知识或有可能，但指望其能产生人类整体的未来希望则渺不可寻。这就是这个时候，以这样的身份，做有良知的知识人所面临的言说困难。有时候，他骄傲于自己所置身的悠长传统，那种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的渊源有自，然后时时上征反顾，以念辉煌之旧有，以求其新者日新，而旧亦不死；但更多时候，他又深知，当此地球变平，个人的言说是不可能不顾及全球化的背景的，亦不可能不与当代知识论公义相谐和。譬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爱智者的责任却首先是求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但要做到这一点何其之难。惨酷而严峻的现实一次次提示人，这份执着的坚持，恰似众人昏昧中的永夜独醒，常常只表明你眼空心大，不切实际。这，或许就是鲁迅要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才将开口，同时觉得空虚”的原因了。

　　我们虽不至于像他老人家那样，从未得遇迎接他的门，到处只见闭锁他的高墙，也没有像他那样，时时感受到一种浩大而彻骨的寂寞，但当此生活的现实日渐呈现出对精神价值的反叛，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韧强而持久的反抗，用自己热忱的言说，去撞击这堵墙，洞开一扇门？在上个十年出版的文化批评集——《批评的考究》中，我曾说：“看看我们身处的时代，借用尼采的话，大问题俯拾皆是。有借狂疏饰其世故，以騃稚行其老诈的人格败落；有把心交给欲望，为生存而废弃生存的理想迷失。当然，也有知见封锢，识断柴塞，创新力缺乏的平庸治学，尊砆为玉、谓肿曰胖的盲目轰抬与越情褒贬。”确实，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一种文类都在没落，每一个人都无可例外地需要救赎。救赎之道在哪里？蒙田说得好：“不在信仰，而在怀疑。”基于无知常常孪生盲从，到目前为止，从文化到文学的广大领域，人们所描述的事相与事理有多少是浅表的浮影，似真而实伪的误判，一切都有待作进一步的厘定，一切都仰赖人以清明的理性重新命名。“所以我们怀疑某种公论、成见甚至信仰，拒绝照原样接受一种事物或知识，并不是说要断弃这种事物或知识，而只是表明，能够为我们接受的，应该不仅仅是那些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觉得可悲，这样的感叹，我今天仍有。只是随年龄渐长，心情转淡，它们日渐脱去了愤激的表情，更多了一份深彻的悲悯。或许这样的变化，才真的与一个时代的奔放激情被收敛回心灵深处的潜思默想相吻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继续究问这个时代吧。

　　用莎翁在传奇剧《辛白林》中说的话，谁让“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