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富华，原名富继武，满族。1926年7月生于北京。1943年他在南京市立二中上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4年转入江北淮南新四军二师参加抗日斗争，并担任江浦县委书记刘力行的交通员；1945年，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的通讯员兼秘书；1946年2月，在由陈修良主持的支部大会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调到上海郊区，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准备工作，不幸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并于上海解放前夕，与难友们一起成功越狱。（本文选自《上海滩》2012年第11期、第12期）

　　陈默是戴着克罗米脚镣的政治犯

　　1949年1月13日，我在宝山大场濮家头山海工学团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先被押送到上海市警察局，遭受严刑拷打，后又被移送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在监狱中，我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感人事迹，也看到了敌人在失败前的绝望与疯狂。

　　1949年的大年初五（2月2日），我们三个人从上海市警察局特刑处被押走了。我和缪剑秋两人合铐一个手铐，沈光旭单独铐一个手铐，那个姓铁的看守押送我们。

　　我们被押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记得司令部对面就是虹口公园。那时，司令部门口架着铁丝网、机关枪，那阵势，要是胆子小一点的话，吓都吓趴下了。

　　进到司令部里，姓铁的和他们办理交接手续。我发现有一个曾经打过我们的特务，穿着便衣也在那里。接着，由警备司令部的警卫把我们送进看守所。

　　从大门口到看守所，要转两个弯。进看守所后，先让我们解下裤带，交出手表，剑秋1000多度近视，也得把眼镜交出来。身上的钱倒是不收的，况且本来就没多少。

　　沈光旭被关在女号子里，我被关到9号牢房，缪剑秋被关到10号牢房。

　　我下车看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门牌时，心想这下完了。当时政治犯是应该送到一个特刑厅的，送到这里是要按军法处置的，进来就别想活了。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高兴的，因为该放的人已经放出去了，我的案子范围缩小了。只是缪剑秋和沈光旭要陪我去死，觉得怪可惜的。

　　在淞沪警备司令的牢房里，有几个人不能不说。

　　第一位是陈默烈士（原名陈尔晋）。

　　陈默同志从关进军法处看守所到牺牲，最多两个星期，时间应该是1949年4月下旬到5月7日之间。他被关在1号牢房，与李静安（化名李白）、秦鸿钧两位同志关在一起。从看守所工作室进入走廊的铁门，第一间牢房便是1号牢房。

　　1号牢房关的大多是要犯、主犯，所以被难友称为死牢。只见过其他牢房的犯人转到1号牢房关押，没见过1号牢房的犯人转押到其他牢房，足见进此牢房必死无疑。

　　1号牢房大约可以关押15至16个犯人。此牢房犯人进出量最大，也就是说牺牲得最多。至于什么时候关进，什么时候执行，里面牢房的犯人根本看不见，只有放风时才可知道1号牢房犯人的变化，因为1号牢房犯人出去不经过其他牢房门口，直接押到看守所工作室查验后押走了事。

　　李白、秦鸿钧等是5月7日牺牲的。陈默在他们牺牲前，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陈默的个子比我略高一点，大约1.70米，年龄40余岁。从他有神的眼睛、强壮的体魄、高傲的神气，以及脚上戴着的那副克罗米脚镣，就知道是非同一般的犯人。

　　一次我趁放风时，悄悄地走到1号牢房的走廊里，与陈默有过短暂的谈话。

　　我低声问他：“你是什么案子？”在当时形势下，关进来的犯人大都是政治犯。他将我上下打量后，很警觉地用无所畏惧的语气答道：“他们谁也不能审问我。”

　　只此一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这肯定是一位更高层的政治要犯了。我们是同志！

　　第二位是徐植芳。

　　此人大约30岁，是由南京押解到这里的政治犯，案情比较重。据说他是由我们的地方武装打入国民党国防部里的。事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姓邱的联络员，在火车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听徐植芳告诉我，他们把一份秘密文件送往解放区去，文件是藏在牙膏里的，没想到姓邱的在南京上车时就被人盯上了。快到镇江时，敌人要动手了，联络员就把牙膏扔出车窗外。因为离站不远，敌人找到了那牙膏，从中发现了徐植芳手下全部人员的名单，于是被敌人一网打尽。

　　敌人先抓其他人。徐植芳是最后一个被捕的，属于要犯，据说准备押解到台湾。邱联络员被关在13号牢房。

　　在狱中，他俩发起绝食。起因是邱联络员有一双银筷子被看守截下了，不准带进牢房。

　　当时还有几个案子，一个是比较有名的黄河书店的案子。这个书店是我们地下党开的，一下子被敌人抓了40多人。

　　这地方一共能关100多人，现在光黄河书店就进来了40多人，加上邮政局的有七八个人，政治犯人多势众。

　　徐植芳看准这一点，就抓住银筷子事件，带领大家进行绝食，不许压迫犯人。当时我入狱还不到一个星期，但也参加了。

　　这事闹大了，看守所当然要向上面汇报。第二天，敌人发还了筷子，大家就恢复了进食。不料第三天，敌人就把徐植芳和邱联络员打开了脚镣押走了，不知去向。但我们心里明白，他俩是被拉出去枪毙了。因为那天是把他俩的脚镣打开后带走的，这是敌人枪毙人的惯例，大概免得从死人身上摘脚镣吧。

　　此前，徐植芳有预感。他告诉我，他有个哥哥在交通大学，叫徐树芳，关照我如果出狱，就去找他哥哥，把他在狱中的情况跟他哥哥说一说。

　　这就是绝食斗争，我们虽然胜利了，但牺牲了两个同志。话说回来，不斗争，他们也得牺牲，只是时间提前了。

　　解放后，我去交大找过几次徐树芳，但没有找到，甚是惋惜。 

　　第三位是童隆章。

　　此人有点斗鸡眼，是邮政局的。我们关进来之前，他们就知道山海工学团出问题了。交谈中，他说他们的案子乱套了，上面在找人保他们出去，并说出去后帮我们找正泰橡胶厂老板杨少振，因为我们跟他们谈起与杨少振的关系。他们邮政局的七个人后来真的被全部放出去了。

　　秦鸿钧让我把一碗菜递给韩慧如

　　这里我要重点说一下李白、秦鸿钧两人。

　　李白是我进去后就看到的，关在1号牢房。李白那时化名李静安，比秦鸿钧早关进去。我们进去后，知道他是搞电台的。我跟他没有讲过任何话。他很沉默的，从不与其他犯人讲话。搞电台的同志在我们眼里都很了不起，我们很尊重他们，既然他不爱说话，我们也就不主动跟他去攀谈。他被捕的原因，是解放后才听说的。据说当时上海地下党就两部电台，李白的电台先被破获，之后秦鸿钧的压力就大了，终于也被敌人侦破而被捕。

　　秦鸿钧是4月初被关到这里来的。时间是下午放风时，准确地说是吃晚饭前。因为放风就在大走廊上，所以一般情况下，放风的时候不接受新犯人，要等其他犯人进牢房后才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