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岁末，电影《一九四二》公映，它重现了1942年河南300万人死于旱灾、战争和政治环境的一段历史。由此我联想起父亲的1942。他经历了八年抗战，记忆最深的也是1942。

　　父亲断断续续讲述了他的1942。日军侵入平津后，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在敌后，见不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就剩我们游击队了。敌人强化治安，不断清剿，到1942年就更惨了，那年我14岁，已经当了4年兵；那年冀中大旱。旱灾死了多少人不知道，那年日本人的‘五一大扫荡’，死的人太多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急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为确保冀中安全，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数万兵力，从1942年5月1日起对冀中进行了历时一月有余的大扫荡，使冀中陷入“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的惨境。

　　“我们的部队几乎天天打仗，天天死人。有一次，我们一个连一百多号人打得就剩了7个战士。

　　“我见过我们的战士跟日本人肉搏。开始，敌人呀——呀——地冲上来，我们的战士也喊，可那声音都变调了，就是那种人在拼死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初期的日本兵训练有素，他们头戴钢盔，都有刺刀，可我们好多战士没有刺刀，也没有几颗子弹。他们就拿枪把抡、拿石头砸，拿大刀砍，用牙咬。有个会武术的战士，连着砍倒了3个鬼子，结果他挨了几枪，没死，最后突围出来。我问他疼吗？他强笑着说：‘没关系，我好赖够本了。’我说：‘政委让我来慰问你，可我什么也没有，我就给你唱支歌吧！’我唱了一首《八百壮士》。他说：‘抱歉了，我鼓不了掌了。’他让我给他点支烟。然后说：‘小罗，我也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叫七孔冒烟。’说着，他猛吸一口烟往肚里一咽，立刻，他胸前缠着的绷带下面就真的冒出丝丝的烟来，那是从他身上的伤口里冒出来的呀！我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样子。”

　　也是1942年，父亲因年龄小被暂时借住在献县方周村段大娘家。他曾亲眼看见敌人进村把人绑在梯子上吊着头灌水，当街强奸人，完了就杀掉。

　　“扫荡过了，形势仍然很乱，到处都是敌人。一天，段大娘悄悄告诉我，说有人来接我回部队。

　　很快，段大娘家来了一个人，个儿不高，瘦瘦的，留着个分头；穿条黑裤子，用黑带子扎着裤脚，脚穿千层底的鞋，戴个礼帽，还戴副墨镜，斜挎个盒子枪……那打扮真像个特务！我问他叫什么？他瞪我：‘你问这干什么？’‘我不认识你呀？’他说：‘你要是认识我就麻烦了。’他说：‘快！跟我走！回部队去！’他给我一个包袱，里边有一颗木头柄手榴弹。他让我挎着包，弦在手指头上拉着。他叮嘱我：‘碰到敌人别吭声，我来打发，过去咱就过去了，如果他要玩儿硬的，你就拉弦，咱就跟他同归于尽。’”

　　“我们朝河间方向走。路上，看见地里的蚂蚱一片一片地。俗话说，旱出蚂蚱。那年旱得厉害，正闹蚂蚱，一趟满地里‘哗、哗’的起蚂蚱。我说咱逮点蚂蚱吧，我就脱了小白褂，一兜就兜了一兜子。　　

　　一路倒是挺安全，在一个路口碰上日本人，他会说点儿日本话，叽里咕噜说了几句，那个日本兵一摆手，把我放过去了。我那个手榴弹，就在挎包里勾着，一暴露就打算跟敌人同归于尽。

　　终于进了白洋淀边上一个叫菜圃台的村子，突然暗地里窜出一个便衣，是部队来接应我们的侦察员。他扒开一堆棒子秸，领我们钻进一个土夹道，钻来钻去就钻进一间屋里头。只见土炕上，坐柜那，纺车边上，坐着站着一屋子人。哎呀，我那个高兴呀，止不住地哭。又见到我们的人了，真跟孩子见了娘一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我半路上在地里抓了一兜蚂蚱，咱们炸蚂蚱吃吧！正好灶台那烧着锅，已经蒸好了一箅子窝头。我就把蚂蚱一股脑倒进锅里，热油一炸，撒点盐，嘿嘿，真香……”

　　父亲平静地回忆了1942年他亲历的中国人那段苦难岁月。

　　父亲非名人，也非官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像那个年代万千中国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生生死死。苦难锥心刺骨，不会遗忘，所以会有《一九四二》，所以会留下许多像父亲这样的回忆。对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中国人曾经的苦难永记于心，并告诉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