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梁启超平生经历可称传奇。以康梁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就已震动全国。失败后亡命日本，清王朝覆亡之后归国。从辛亥革命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从政任高官，最后策动蔡锷云南起义以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篡国称帝，袁世凯羞愤而死。梁启超饱经政治沧桑，后来弃政从事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列名四大导师培育人才。考察他在文化文学方面的成就，也令人不胜钦佩。早年撰写的政论文章，以“笔端常带情感”开一代文风，被称为“新民体”，影响极大。

　　我们只要捧读他的《饮冰室文集》，就又看到在超过千万言的文集中，记载他丰富的学术著作，同时也记载他提倡的“小说界革命”，“诗歌界革命”，“史学革命”的卓越创见，业绩已著于青史了。

　　值得更受人景仰的是他晚年的讲学精神，贡献也很大，当年著名的大学邀请他讲学，他的著述中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在东南大学讲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因病中辍未竟全书，只能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成书出版，令他感到遗憾。因为在他研究过程中，感悟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大精深，并寄望于来者阐发光大。

　　有学者研究梁启超的人生观，认为他受儒学传统的影响，及他后来受佛学的影响，形成他的坚强信心，发挥于著述。

　　梁启超一生勤奋好学，就是到了晚年，健康已不好，仍然不忘学习。有一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早年曾研究王船山之学，后改从佛，于南京主持“金陵刻经处”，创设法相大学，由他主讲大乘法相宗教之教理。梁启超慕名，竟然去听欧阳竟无的讲学，而且几次带病都去上课，在听课之后，他推崇欧阳竟无的讲授是真佛学，可见他不仅好学不倦，而且能以虚怀辨认学问，不固步自封，认为中国先哲之经典提的中庸之道，是比印度和欧洲高明的。

　　梁启超笔耕不辍，终于患病被迫停笔了。1929年由南京赴上海，入法国医院，经医师诊断确诊有心脏病，随后回天津，闭门养病，但因积劳过度，不治逝世。

　　梁启超走后，不论政治派别，不囿成见，对他盖棺论定的看法是，他早年虽有保皇党及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错误，而于晚年都能超脱政治，以学术的光辉结束一生。他是擅长古典文学诗词的，他曾有一首读陆游《剑南集》的题诗，为文学界传颂不衰。诗是这样写的——

　　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十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从诗也看到梁启超所以提倡“诗界革命”，是他不倦于探索，比别人特具创见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