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故人生难免，又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杰出的医学专家和教育家，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深院士翁心植教授在2012年夏走了，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让我不免心生无限伤感！

　　记得在仍是动乱不堪的“文革”1974年，经过造反派批斗抄家，这位当时的“反动学术权威”，由于他医疗技术精湛，医德优秀，群众关系又良好，医院“革委会”也不得不任用这位年富力强的大夫去值班当医生，而成为当时的“朝阳医院内科主任”。他临床经验极为丰富，又最擅长呼吸内科及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怪不得打倒万恶的“四人帮”后他在长期实践中总结了关于诊断和治疗普通内科寄生虫病、心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等诸多疑难杂症的医疗经验，著作终于问世出版发行了，并且作为此学科学生必修参考书。他成为博士生导师后孜孜不倦地教授一批又一批中外莘莘学子，对中国和世界医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就在1974年夏，我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也可以说他救了我这个当时就读于河南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小命。那时候，由于父亲“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加上个“出身贫民”，造反派高抬了“贵手”，我才能以十年艰苦劳动的知青磨砺后，允许被推荐报考了河南大学（当时叫开封师范学院）。当我做梦般报考，又重新跨入学堂里，那久违了的窗明几净和高低成排的课桌课椅，那成排架满的各种刊物和资料书籍的图书馆，让刚刚离开穷乡僻壤的我叹为观止。看着这些无比和蔼可亲的老师们（他们都被造反学生打骂怕了，当时入学提出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和老师是同一战壕战友”），对于接过我洗脸盆网兜儿的老师们，我面对这天上地下的变化，居然使我这个从田间走来的“泥腿子”喜极而泣，我手拿红宝书在老师员工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不断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也许是“乐极生悲”，这年暑假，我从开封坐硬座火车回京探亲时，不久，就头疼发烧起来，继而茶饭不思，不得不被送进就近的北京崇文区同仁医院。病床上的我高烧不退，在病床上烧得胡言乱语、神志不清，甚至不进滴汤粒米，后来据说打着吊针，还抓起苹果投向护士。是不是报了病危，本人已不清楚了。烧降下来时，正在打扫厕所被监督劳动改造的甘英阿姨（她是“北京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集团第二号人物刘仁的夫人），知道我病重入院连忙到床前看望了我。刚获得“解放”不久的父母也匆匆赶到病房，老爷子问医生：“我这孩子到底是什么病？”造反派选就的年轻的内科主任，是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大夫。他说：“看来一时还诊断不了，不像疟疾呀？温度坐标没任何规律可循，像是病毒性重感冒吧！”

　　以此诊断治疗了近一周，我的病情没见好转，人却成了“皮包骨”，奄奄一息了——当时二弟的夫人是蒋光鼐将军的女儿（民主人士的蒋公当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她是北医毕业的高材生，被下放贵州刚从劳动基地回京，她忙到医院仔细看过我后，果断地说：“决不能再拖了，应立刻送大哥到我的老师、朝阳医院内科主任翁心植处会诊，否则大哥有生命危险！”

　　有气无力的我被架进了翁大夫的办公室。那天我也是刚降了温，还能记得清楚：翁主任一边迅速读过病例档案忙安慰我：“小伙子，不要紧，会好的！”“你从哪来呀？“河南——”“噢，那可是今年的疟疾区呀！”他沉思了一下，似乎对我的病情明白了八成，我脑子里立刻呈现开封学院内操场中积水蚊蝇飞鸣，集体宿舍中我小蚊帐里不时飞进“敌机”。大怒的我半夜赤膊上阵，双掌合击，顿时血溅纱帐。“温度坐标无规律？你吃过预防疟疾的药了吧？”“是校医分发过两次，我都吃了呀——”翁大夫点头答道：“那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温度坐标使得疟原虫无规则可循了。”他又翻看了我的眼，撬开我的嘴。摸了摸脉搏，十分果断地说：“就是疟疾！”迅速地开处方，服了一天的“金鸡纳霜”之类的药后，不到两天体温就下降到正常值36摄氏度左右，食欲也好起来，牛奶鸡蛋馒头面条一吃，大病就已初愈，能自己下床入厕了——我终于摆脱病魔了！这真是应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大常务副校长医学专家韩启德对翁老评价：“我的故乡宁波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我的同乡翁心植就是这样一位医道高明，声誉卓著，被公认为‘医圣’——张孝骞之后最富盛名的内科临床权威！”

　　翁教授一生中救过多少人的命，他自己已记不清了。1992年他被北京市卫生局授予“伯乐金杯”；在教学中他培养了不少博士生，我所认识的原朝阳医院院长去年又调入北京医院任院长的王晨就是他的博士生队伍中的佼佼者。

　　翁心植院士还获1995年《中华医学会》颁发“首届医学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1999年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临终前他坚持不懈倡导全国控烟，因为吸烟者恶性肿瘤几率比不吸烟者高出50%。那些年他不辞辛劳到处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终于形成前所未有的控烟高潮，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尊他为“中国控烟之父”。

　　恩人已去，但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医术和医德将代代相传并惠及天下。

　　二〇一二初雪于北京苹花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