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下午4点光景，我采访一家饭店后回到家门口，习惯地打开邮箱取报，发现一封落款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牛皮纸信件。心头顿时一阵喜悦，顾不得擦汗便撕开了封口。里面是一页打印的通知书：我的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的申请，已经市作协“发展会员审批委员会”评审，并由主席团审定后获得通过。 

　　微颤的双手捧着这薄薄的通知书，眼睛渐渐模糊起来……

　　{1}小书箱里文学梦

　　1972年冬天，18岁的我被分配到崇明岛农场务农。12月的那天凌晨，我提着行李，包括那只自制的小书箱，意气风发，满怀傻乎乎的“文学梦想”踏上了“知青生涯”之路。 

　　吴淞码头响起悲壮的汽笛，江涛拍击着铅灰色的船舷…… 

　　环顾知青们的随身行李，唯独我那小书箱有点突兀。这只心爱的书箱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高约20厘米，有点像现在的中号“考克箱”，它是我从柴爿店里买来包装箱加工改造的杰作。它全身刷了漂亮的改良漆，内里糊着木纹装饰纸，内盖上我题了“焚膏继晷”四个字。这小书箱里装的是我青春期的“文学梦”。 

　　接踵而来的繁重农活日复一日，考验着每一个体力不支的城市学生。每天累得四肢乏力的我，实在没有力气去打开小书箱。 

　　直到几个月后，逐渐适应了农活，到夜深人静或雨天不出工时，我才开始将书箱里的《巴金文集》《艺海拾贝》《马克思青年时代》《普希金诗集》等书拿出来阅读，其中还有姐姐留下的语文课本和一本《新华字典》。 

　　每读完一本，我就写一篇读书笔记。我并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对于我这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被“文革”一声恶炮击碎读书梦的知青，这是我唯一的安慰。

　　{2}“全副武装”苦读写

　　农场的春秋二季是我读书、写作的“黄金季节”，主要是没蚊子叮咬。春季温度适宜，秋末尽管苍蝇多得爬满拉线开关绳，但不会叮人，管它满屋飞呢！难熬的是盛夏和严冬，尤其是盛夏的炎炎烈日和成群结队像“B52”轰炸机一样的蚊子。 

　　晚饭后，知青们大多逃出闷热的宿舍去屋外纳凉。而此刻的我却钻进蚊帐去看书。躲进蚊帐可以避免蚊子的袭击，但蚊帐就像一个小号蒸笼，打赤膊穿短裤的我，只得把汗臭的毛巾围在肩上挡住如雨的汗水，避免汗水洇湿了书本。 

　　有时，实在受不了大伏天蚊帐蒸笼的煎熬，我就穿上白天已被臭汗湿透的长衣长裤，套上长筒胶鞋，再在手背、脖子涂满驱蚊剂，如此“全副武装”后，才敢在铁架子床沿的写字桌前坐上二三个小时读写。一次，手指上的驱蚊剂涂得太多，等写完一篇文字后，手指竟被黑色的塑胶钢笔杆粘住了，笔杆上留下驱蚊剂化学反应后的印痕，我中指的一小片皮被生生地粘掉！以后，我只得用厚纸包住笔杆写字。 

　　最可恶的是那些“刁蚊”，竟然从长筒胶靴的缝隙里钻进来叮咬我的脚背，弄得我不得不脱靴在脚上涂驱蚊剂。不料，驱蚊剂又变成了“胶水”，把我的脚和胶靴粘上了！ 

　　与燠热难熬的夏天相比，农场的冬天另有一番彻骨冻髓之寒。强劲而湿冷的岛风在广袤无垠的田野疯狂肆虐，岛上的气温比城区明显要低许多。白垩的砖墙、芦苇棚顶加单薄洋瓦的宿舍扛不住寒流的无情袭击，呜呜作响的寒风从一切空隙往屋里钻，宿舍里的毛巾都被冻成了“冰棍”。我只能不断往手上呵着热气，翻一页书，那滋味至今想来还令我“胆寒”！ 

　　那段时间，我狂热于文学写作，小说、剧本、诗歌、散文什么都写，几年写下来，积累了足有百多万字的“辉煌习作”：有小说《雾中索》《亵渎》，电影剧本《高价姑娘》，二幕话剧剧本《打谷场上》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等。 

　　1980年9月，农场工会首次举办“文艺创作班”，我的散文诗《我思念母亲》得了个二等奖。从此，我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我曾经拿着一篇“自以为得意”的小说满怀信心地去东湖路的《青年报》社找编辑投稿，但半月后仅得到一份退稿信。沮丧之余，我决定调换写作方向。 

　　从1980年开始，我转向新闻、青年类报刊投稿。《青年一代》《解放日报·市郊版》《辽宁青年》等报刊开始刊出我的文章。我感到自己似乎已跨入“文学的边缘”。我的处女作是一篇发表在《解放日报·市郊版》的二百多字的讨论“农场青年到底有无用武之地”的文章，当我看见自己的名字与另一位农场作者并列在一起成为铅字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10年苦苦练笔得到的第一笔稿费是2元钱。我郑重其事地将这2元钱托回上海的农友带给母亲，特意关照她“买点吃的”。 

　　后来，我每年的稿费逐渐增加，从几百元上升到近二千元，倒也让贫乏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

　　{4}十年一梦当记者

　　正当我被晕车整得七荤八素时，一个消息传来：《文化与生活》杂志社在社会上招聘特约编辑。全上海有六百多人报考，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也去笔试。最终有12位胜出，我是其中之一。于是，我成了上海第一个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的“特约编辑”，为此，《中国青年报》还刊发了这条新闻。 

　　1988年的“甲肝”大爆发，公交一线职工首当其冲，我也不例外。急性肝炎让我有了约半年的病休时间，在这期间，我写的反映公交职工酸甜苦辣的文章以整版篇幅在《文汇报·社会大学》刊登，在公交系统引起较大反响。

　　2年后，我毛遂自荐“跳槽”到卢湾区环卫局办公室，写稿的数量明显上升。又2年后，上海市环卫局要筹建一次全国环卫系统的政研会，需要编一本反映环卫职工的报告文学集，我被调到局党委政研室负责采编这本名叫《走在太阳前面》的书。我如鱼得水般地去广东、河南多个城市组稿、采写。经过2个多月奋战，这本25万字的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好评。 

　　会议结束，原本可以留在局政研室当文字秘书，至今可能就是一个蛮“吃香”的公务员，但我不习惯坐办公室的生活，要求去全国公开发行的《市容建设报》当记者。好一番周折，最终如愿以偿，实现了“十年一梦当记者”。

　　{3}跑新闻到跑公交

　　大量的新闻类稿子的写作，让我感到自己似乎是块“记者料”。 

　　1986年，我主动从农场的无线电厂教育科长的位子上撤出，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去《上海农垦报》实习。 

　　在报社编外实习，一般没有硬性写稿指标，但我对自己有写稿速度和数量的要求。《上海农垦报》是周报，我几乎每周有文章见报。半年后，我又“自我升级”去《劳动报》实习。其时，解决农场大龄知青回城问题已进入政府议事日程。 

　　没过三个月，传来农场大龄知青“拷浜”返城的大好消息。其他知青雀跃着砸热水瓶告别农场，而我却从“在报社跑新闻”跨上了96路公交车当一名售票员。这是“一刀切”式的知青劳力安排，我的文学梦在此又打了一个弯。 

　　我背起票袋拜25岁的姑娘师傅学起了“生意”。10个月的售票员工作，给了我观察“流动平方”内外社会现象的极好机会。但晕车却成了我的极大威胁。一个班头下来，我就头昏脑胀到欲裂的程度，回家赶紧平躺以平衡紊乱的“生物钟”。 

　　一次深秋的早班，凌晨2：45我从睡梦中强起，半梦半醒地爬上通勤车进了停车场。一天8圈从新肇周路到中山公园颠簸得我不堪疲惫，下午1点我昏昏沉沉回到家茶饭不思，倒头便睡。至下午5点，天色昏暗中，我神经质地猛然惊醒，一个“鲤鱼打挺”后大叫：“不好，今朝要迟到了！”接着，我以消防队接到火警般的速度穿衣、漱洗、背包冲下楼梯。老眼昏花的母亲见状不解地问我：“今天算啥班头？”我急急地边说边跑出门外：“上班，来不及啦！” 

　　一路气喘吁吁地小跑到车站，只见马路上灯火通明，人来车往很热闹，不像平时早班时的冷清景象。我暗忖：莫非今天是啥节日？直至在等车时，碰到一位在公交退休的邻居阿姨问我上啥班头，我脱口而出：“上早班呀！”阿姨闻之笑弯了腰：“吃夜饭辰光去上早班？” 

　　此时，我才彻底清醒：“哦哟！我急昏了头，日夜颠倒啦！”

　　{5}不用扬鞭自奋蹄

　　当记者其实是苦差事，但我酷爱，每当自己的文章见报，总会激起兴奋的心潮。新闻跑得多了，散文、杂文的题材也积累日多，幸亏有当年农场百多万字的“习作”打底，一旦题材对路，散文、杂文之类写起来也蛮顺手。后来还当过副刊编辑、综合副刊部主任，编过文艺副刊——“天地”。 

　　这段时间我写了反映农场知青生活的近10万字的连载《磨难的岁月》。在编版面时我勤奋写作，几乎每周都要写一篇文章。2000年，我又调到一家经济、消费类杂志担任责任编辑，此后不管工作怎么变动，我的笔头始终不辍。至今，我已发表各类文章二百余万字。虽说不是什么金玉良言，更不可能藏之名山，但倒也敝帚自珍，因为这些文字毕竟也记录了“我奔波的岁月”。 

　　后来，我将这些文字筛选后分为三本文集出版，它们分别是随笔、散文集《马蹄放歌》和《马蹄放歌（二）》以及《无羁的马蹄——社会纪实文学》。前两本书由新闻界老前辈冯英子先生写序，我感激冯老提携后辈的用心。最后一本是请同为知青的叶辛先生写的序。虽是我谬托知己，但叶辛的知青情义令我难忘。 

　　有意思的是，今年，经朋友提示，我在网上看到一家叫“来薰阁”的书店，将那本1992年出版的原价15元的《马蹄放歌》签名本，以96元的“高价”挂帖。旧书没进废品回收站，身价居然还翻了近几只“跟头”，总算是没输给CPI，这让我稍感安慰。 

　　是的，现在我依然酷爱写作。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将给我“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