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秋之后，茅盾、田汉、翦伯赞、吴晗等郭沫若的朋友们纷纷遭难。从这时起，每逢毛泽东诗词发表，郭沫若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他称毛诗词是“诗词的顶峰”，“书法的顶峰”。郭沫若的传记作者龚济民、方仁念这样写道：“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沫若认为在‘风浪’中只有紧跟、依靠‘舵手’，才能确保自己不迷航、不落水。”

　　1966年秋，紧跟舵手的郭沫若也无法掌握局势，前海西街十八号的郭家府邸，到了倾覆的边缘。北京大学已成立批判郭沫若的专门办公室，郭宅围墙上贴满“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红卫兵到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大罪。暴风雨蓄势待发。

　　突然有一天，墙外所有大字报都被清除了，门口开始有便衣警卫逡巡，保护郭宅不受袭扰。原来，1966年8月底，史家胡同51号院的章士钊家被抄，章士钊通过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明情况。周在得到毛的指示后，开列了一份特殊保护名单，将十三名非比寻常的民主人士和起义功臣规避于斗争之外，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等。

　　入住前海府邸的头几年，郭沫若想搬家而不得。“文革”初期突然有了机会，但不是他期望的搬到小一点的、清静的地方。江青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后，对郭沫若几次释放拉拢信号。最热情的一次是动员郭沫若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以便参与编排样板戏。江青亲自带郭沫若于立群夫妇看房子，那栋房子就在江青和康生住处的中间。郭沫若提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婉拒：“我耳聋，大家开会商量事情我听不到。”郭沫若十六岁那年，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严重受损，晚年与人交谈必须佩戴助听器。他的助听器现在陈列于故居展厅之中。

　　日记本上的父子对话

　　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杀。郭民英自幼爱好音乐，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将家中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被批判为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郭民英深受打击，退学入伍。他的自杀没有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分析，他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

　　1968年4月19日，已经从农场回京、在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业的郭世英，突然被农大造反派绑架关押，由头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动诗社案件。于立群急火攻心，在家中哭喊“来整我！来整郭沫若！孩子是无辜的啊！”19日当天晚上，郭沫若将和周恩来一起出席活动，于立群再三嘱咐他，见了总理务必汇报世英被抓。全国陷入混乱，周恩来已焦头烂额，郭沫若到底没把这件事说出口。他黯然回到家中，进院已是深夜，全家都没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于立群情绪一下子崩溃了，反复质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总理说。据他们的女儿郭平英回忆：“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只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就说不下去了，从妈妈的房间走回他房间了。”

　　仅仅三天之后，农大传来消息：“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二十六岁的郭世英从楼上摔下来，双手捆在背后，粗麻绳已嵌进肉里，全身伤痕。周国平来到逝去好友的家中，看到客厅里，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痛哭。“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

　　后来，郭沫若长时间一个人在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录儿子的日记。宣纸被装订成册，他整整抄了八册。这些日记现在还摆放在郭沫若生前的书桌旁。

　　自相矛盾的表白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早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时代，就是旗帜鲜明的尊孔者。他被“勒令”到会，在会场上几次三番被“造反派小将”点名，点到就要起来罚站，在寒风中接受批判。八十一岁的郭沫若，终于亲身体会到他那些故友被打倒时的感受。1974年2月7日，郭沫若写了七律两首呈毛泽东。郭沫若一生批判秦始皇、推崇孔子，在这两首诗中，他彻底倒向毛泽东的看法：“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2月10日，江青突然造访郭家，要求郭沫若写检查，连续轰炸近三个小时才离开。郭沫若如惊弓之鸟，当夜肺炎突发，高烧至神志不清，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是郭沫若晚年第一次病重至住院，整个1974年，他住了七次院，身体一蹶不振，面貌急速衰老。此后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很少写诗。

　　1976年，“四人帮”被捕。因心情大快，郭沫若的身体出现奇迹般的恢复。他出院回家，和家人一起欢度1977年新年，还在电视上收看了“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了郭沫若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词是这样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郭沫若看完节目后写信给常香玉称赞她“使拙作生辉”。仅仅五个月前，郭沫若还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两首词对比读来，令人感慨。

　　1977年4月，作家杜宣、严文井和周而复来家中看望郭沫若。周而复的回忆文章中所描述的前海十八号院客厅，就和今天看到的一样：“墙上挂着傅抱石巨幅的精品，巨幅国画前面的沙发仍然是摆成马蹄形，披着淡黄色的沙发套，屋顶上挂着白色玻璃挂灯。”郭沫若坐在沙发上拿着助听器，和周而复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客人担心他太累，起身告辞。郭沫若执意亲自送客。送到院中时，他指着满院牡丹说：“再过一个星期，我的牡丹花要开了”。郭沫若把客人送到垂花门门口，还是不肯回屋，在石阶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目送客人的汽车开走。周而复回头看见，“大红的屋檐下挂着一串日本风铃，春风吹过，发出叮叮的音响，显得院子十分幽静”。

　　1978年2月，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院，直到6月12日去世，再也没能回家。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肥田”。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郭沫若留给世间太多饱含争议的文本。1963年，在给陈明远的信中，他把自己那些歌颂时事的诗贬为“分行散文”：“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这是他真正的表白吗？郭沫若已逝世三十四年，他晚年的内心世界仍然如这座寂寥的高墙深宅一样，迷宫般重重叠叠，房间都落着锁，充满疑问。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