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荨麻疹经常发作，看过许多名医也没有显著的效果。林国才建议她到日本一些有硫磺温泉的地方去治疗。而日本大正制药厂的会长、日本参议员上原正吉夫人上原小技也有意邀请宋庆龄以非官方的身份到日本去疗养一段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安排台湾的宋美龄一起到日本，好让她们姐妹重逢。林国才在几个方面协调运作，据说已经很有了些眉目。然而1980年5月29日，林国才从日本过境台北回香港时，因为随身带着与宋庆龄的合影，而被台湾当局扣留，并以“协助中共四个现代化的罪名”判其入狱，拘禁长达6年之久。在他被台湾当局扣留的一年后，宋庆龄就病逝了。

　　1980年12月，陈香梅为宋庆龄带一封信给宋美龄。陈香梅说：“信中写到思念之情，并望能安排在某一地点姐妹相见一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文件归还孙夫人。我离开北京去台湾时，舅父廖承志对我说：‘孙夫人希望蒋夫人有回信。’信是我亲自交给蒋夫人的，但没回信，再去询问时，夫人说：‘告诉她，知道了。’”

　　1979年4月21日，宋庆龄在写给在美国的友人杨孟东的信中问：“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或者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这里的戴维指的是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很明显，她迫切地希望通过与美龄联系紧密的孔令侃得到美龄的讯息。没过多久，庆龄的这个愿望就有了结果。

　　1981年2月27日，廖承志致信宋庆龄：

　　随信附上的东西您也许会有兴趣，这些消息是从美国工作的同志那里得来的。我相信来自可靠的人,尽管是间接的,但他们是用了大力气,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这些消息。

　　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

　　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这封信里附送的材料，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但可以想见的是，其中有美龄对庆龄的看法，而且从语气上看，这些看法肯定是正面的。信中提到的“大卫·金”显然是“大卫·孔”的误译。因为英文中金和孔的缩写字母都是“K”。大卫是孔令侃的英文名。

　　但是有了电话和地址也太晚了。宋庆龄已经病得很重。病重期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经常在她身边。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 沈粹缜频频答应。同时，她迅速地向邓颖超反映了宋庆龄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宋庆龄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预感。宋庆龄还曾叮嘱沈粹缜：“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接待她。”

　　宋庆龄的病情严重以后，她的亲属聚集在北京，围拢在她身边。大家都知道，宋庆龄牵挂的是宋美龄。于是决定发电报到纽约，把病情的严重情况告诉宋美龄,希望她能够回到中国，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几天以后,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亲属们对这个反应大为吃惊,宋美龄甚至没有在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于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 治丧委员会同时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这一邀请使台北十分紧张。廖承志曾说：“我们发电报邀请宋美龄参加葬礼，蒋经国很恼火，又派人到美国去，又写信去，又如何如何，又通过孔令侃，怎么样怎么样。”蒋经国生怕远在纽约的宋美龄会感情冲动做出什么举动。

　　当天，宋美龄就对此事作出了明确表态。5月30日，她自纽约致函在台北的蒋经国：“月前廖承志倩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灵，其他均无论矣。”收到这封信，蒋经国肯定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从小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的姐姐去世，不能不在宋美龄心中掀起波澜。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报道：接近宋美龄的人士透露，1981年5月下旬，她在得知宋庆龄病危及逝世的消息时，曾几次流泪，并为二姐向上帝祷告。

　　2011年14期的《读者》杂志上有一篇转载的文章，其中有宋美龄在惊闻宋庆龄逝世的噩耗后的一段记录：

　　我本不该惊悚若此等情形的。二姐久病，已非秘事。我之所以惊悚，与其说是因了她永去，不如说是因了这永去留给我的孤独。

　　好在孤独有期，而重逢是可待的……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如何，但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宋美龄的心情。

　　牛恩美说：“1990年至1995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到宋美龄表姑妈家吃午饭，有时是她亲自打电话约我和家姐去。一次，她带我们到二楼睡房去看她创作的画和著名画家赠她的画。一进门，我一眼就看到柜子上摆着宋庆龄表姑妈的照片，心里很感触。我问她1977年见到宋庆龄表姑妈时，发现她有些虚胖的原因，宋美龄表姑妈告诉我这是一种病造成的。我借此机会转达了宋庆龄表姑妈对她的问候。”

　　2010年5月底，我第三次到台湾访问。其中妇联会安排了一次宴请。宋美龄曾长期担任妇联会的主任。我的邻座是一位秦女士，她问我说：“你们基金会出过一本宋庆龄的画册？”我说：“对。”她说：“当时朋友借给我一本。我拿到特别高兴，就赶快送去给蒋夫人看。”她说，把这本画册递到蒋夫人手里之后，蒋夫人坐在那儿，一幅一幅认认真真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而且旁若无人。看完之后蒋夫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个画册收起来了。秦女士想向我要一本画册，她说：“因为我得还给人家，已经好多年了。”她还告诉我：在庆龄去世的那几天里，美龄完全沉默，一言不发。这些都表现美龄跟庆龄其实感情是很深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她要有很多避讳，无法做任何表示。

　　1996年，宋美龄99岁了，她对陪在她身边的宋子安的儿子宋仲虎说：“你也晓得，我的姐姐走了，哥哥弟弟也走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上帝还留我在人间。”宋仲虎陪了她一个星期，每天她都提起同一个问题。最后一天，她似乎找到了答案：“我想，上帝留我下来，要我引领还不信基督的家人走向他。”宋仲虎说，他觉得她们三姐妹“彼此非常想念，在晚年时非常渴望能碰面，但是时势并不允许”。他说，宋美龄经常挂在嘴上一句话是：“如果我姐庆龄还在的话……”

　　过了百岁生日后，宋美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她每天增添了一件事，就是浏览相册。看着宋家全家福的照片，她对工作人员说：“我的父母、大姐、二姐、哥哥及两个弟弟的形象，像天上飞驰的彗星，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一个个都到上帝那里去了。”

　　2003年10月24日，三姐妹中的小妹美龄，以106岁高龄告别人世。她活得并不轻松。远去的亲情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更多的是悔恨和煎熬。

　　1940年在香港沙逊街，三姐妹在长久的分离后曾经有过一次团聚。她们用上海话聊天，开玩笑，一起回首往事，一起下厨做菜，互相换穿衣服，快乐得像三个女学生。但是，仅仅六个星期。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她们多么希望那是永远……

　　摘自《世纪》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