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余前，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李华敏的催促，我开始写回忆录，因为回忆录可以随兴所致而写，不如“自传”受年代时日的束缚。如此，经李总编同意，我以“八八回忆”之题，一共写了21篇，逐期在百花出版的《散文月刊》发表。这些回忆后来又被李总编收入不久前出版的《鼎山回忆录：忆旧与琐记》中。我只写了21篇而中断，乃是因为去年5月发生中风。那时我突然发现记忆力退化，不但不能探思作文，而且写中文有白字，写英文拼写出错。近几月来我虽仍在写作发表，目的是在应医生之嘱，尽力锻练脑筋，以免脑袋分化。我惴惴于怀，不敢忘却续写回忆录，搜索了脑袋中储藏，一时想起1970年代纽约三份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都是女性，都在她们版面上替我开了一块地盘。我那时在三份报纸上同时发表，三位编辑都成为我的好友，今日遗憾的是：《中报》（已停刊）“东西风”编辑曹又方已在台湾逝世；《北美日报》（已停刊）副刊的李蓝突然不知去向，未跟我有联系，我希望在这里她可以听到我的呼声。《华侨日报》（今日《侨报》的前身）副刊的王渝至今仍在到处发表文章，是位经常与我联系的好友，她爱喝咖啡，交口称赞我的老婆蓓琪所制的瑞典浓咖啡。

　　在那个时代，我受三位女编辑的青睐，好不乐也。在她们的版面上发表的东西，都曾收入已出版的我的各种文集中。可我特别要提及的是故友曹又方，她回台湾后，于1988年替我出版了一部文集，名《西窗拾叶：闲语欧美文坛》，内中包括了我所喜爱的论“后现代史小说”，“南方作家”，“犹太作家”，“黑人作家”等等各方面内容。她说出版此书的原意是在唤起台湾大、中学生阅读西方文学的兴趣。后来她告我此书销路不高。我们两人都说很遗憾。在她去世之前，我因参与翻译陈立夫传记（经唐德刚介绍）赴台湾拜访陈立夫之便，前往她的圆神书局办公室探视她，她宛然是个老板娘气派，下属成群，都是青年妇女，又方轻声对我戏说：“她们都怕我”。我听了觉得好笑，其实她是一位慷慨大方的女士，在她患癌症逝世之前，她特地飞来纽约与朋友告别，我去旅馆看她，不禁黯然。人生不过如此，我自己也时间不长了。我经常在思念她。

　　我后期的写作生涯，几乎都沾了女编辑的光。例如《侨报》编辑、文心社的编辑施雨，都是我的好友。我也不能忘记多年前为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长期供稿时的编辑孙嘉萍。此外，香港《明报月刊》的陈芳女士，每年10月初必不忘提醒我替她的刊物评介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美国的反应。还有，经常采用我文的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殷健灵，也是女性。

　　此外，我必得提及最近替我出了两本文集《鼎山回忆录》与《鼎山自选集：书影与肖像》，为我纪念90岁生辰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李华敏。我近年的写作完全是因为受了她的催促鼓舞。她当年经冰凌介绍替我出文集。我寄去了大批已发表的剪报，任她选择，她回信说，全部都要，结果便是于2001年出版的长达600余页的《纽约客书林漫步》。某年（时日忘了，请恕）我去北京，她来旅馆见我，带了我去中央电视台接受访问，替新书作宣传，我在北京那几天是最难忘的时日。后来李华敏因公事出差，曾来纽约看我，与她一起来我家的还有施雨夫妇。

　　最后，我不能忘记频频替我出书的女作家五月，去年某月，她来我家访我，说她已与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谈妥，要替我出本文集，我告诉她，我已届老年，体疲力尽，不能搜集旧稿。她自告奋勇花了许多时日，在网络上寻找我的旧稿，果然集成了一本《纽约客随感录》。现在进入新年，我正在急切等待那本集子样本的到达，让我在这里道声“恭贺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