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下跪是一种符号，语意是乞求，姿态是示弱。在权利平等成为社会基本意识的年代，摊贩牺牲个体尊严来守住谋生路径，让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难以承受的重量。

　　或许正是如此，城管队员也压力沉重，特别是在民意注视下时，因而选择“陪你跪着”。正如当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所说，“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照片传到网上，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城管部门遭遇强大舆论压力，更可能是曹祥超自己“无奈走人”。

　　城市游摊走贩遭遇的困境，屡有所闻。《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等网络图片，各种新闻勾画出的“猫鼠游戏”，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间。然而，城管又何尝不是如此？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中，被刺死的城管同样是应该尊重的生命。面对整顿市容市貌、道路秩序的要求，城管即便穿上制服，也往往既缺少执法的依据，又缺少工作手段。此次对跪，不过是颇为戏剧化地再次展现了城管的尴尬。更何况，很多城管同样来自弱势群体。

　　城管与摊贩的对跪说明：在一个权力必须尊重权利的时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权力本身也会掉进被动的窘境。当双方都不愿意用尊严为不合理埋单时，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冲撞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没有把流动商贩纳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体系中，而是以临时化的管理思维，对待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规则制度，往往难以表达出足够的制度善意。通过“禁摆区”来把小商贩赶出街区，却不能为小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必然会遭遇抵制，从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对抗，要么陷于尴尬。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管制度，其初衷是在国企改制、城镇化加速、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维护城市秩序。这样的设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这种带有一定应急性的“委托执法”模式，10多年来未能从源头上加以完善，反而逐渐固化下来，成为诸多矛盾的“下水道”。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纳百川。如果能以更开放心态接纳流动人口，划定区域与时段对小摊贩进行疏导，变管理为服务，城管的执法压力肯定会大为减少。如果能加强监督，成立专门的监管中心，依法依规处理问题，小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导摊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与约束，甚至引入社区、社会参与其中，也都是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必要内容。

　　街头对跪的城管和小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会管理者更应看到背后的冲突，加强制度创新，以更加充满善意、以人为本的制度，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让小贩不用下跪求生计，也让城管能够站着执法。 

　　人民日报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