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委员会”没有效果，郭潜心有不甘，为了能做出“成绩”，他的手法由心理作战发展为人身攻击，编写出了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从这些工作开始，郭潜却成为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到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主持的所谓叫‘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党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五十五名进步学生。他的卖力于事无补，1948年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中选派了一名叛徒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下来，郭潜还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出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到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这也是对他参加中统后，多年尽心竭力做好特务工作的回报。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之事。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他辞职的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郭、沈二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伏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学者”：郭华伦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是国民党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在台湾众多的情报机构里是专门研究大陆问题的。郭潜到这里工作后，开始以教授、专家的面目出现，就中共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

　　1969年，署名为郭华伦的四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征引资料丰富，大量采用了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由此书第一次公开，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外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甚至连远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从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资料。《中共史论》还使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尤其特别的是引用了来自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陈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从1927年到1942年期间，很多重要史实的见证者都有他，但这位陈然先生此前不见诸中共党史记载，却在书中作为史实的重要见证者频频出现，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陈然先生”究竟是谁，一时间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问题。郭潜的门生、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担任过顾问的曾永贤回忆：“有一次，我在东京开会时遇到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他看过《中共史论》，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认得。我告诉他：你问对人了。他就问我‘陈然’究竟是谁，我回答：陈然和郭华伦是同一个人。”把自己的见闻假托为一个虚构人物“陈然先生”的回忆，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说是郭潜的创造。

　　《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也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五十二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终于通过扎实的研究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潜的恶毒攻击触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是促成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其实郭潜也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而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甚至把“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上刊载的文章当作“中共公布”来使用。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12月会议时，按他的爱开列名单的习惯，又列出会议决定的调整人员名单，书记处应为五人，他列了九人名单；他列出的十二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八个是错误的。而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著的《台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不免降低。

　　即便这样，郭潜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晚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自从叛变以后，他数十年坚持顽固反共立场，却眼见得中共越发强大，对他也不免有所触动。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摘自《名人传记》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