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0日中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一个海外来电。电话那头是曾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场下乡的上海知青，名叫唐金水。他看到新民晚报3月28日刊登的本人拙文《不会忘记我们的兄弟姐妹》后，请我帮助提供文中提到的孙菊英的联系方式。孙菊英是他初中的同班同学，自1969年各自下乡后再也没联系过。屈指算来，已经分别45年。

　　唐先生在电话中与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我手机电池已耗尽。回到家中刚换上电池，他又来电话，还要继续唠嗑。唐先生聊得欲罢不能，他说已记不清啥时与人在电话中说过这么多事情，讲过这么多话。可他哪里知道我这一头的情况：我到家后，妻子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因为要接听唐先生的电话，只能将面条搁置一边。其间，我又不忍心打断唐先生诉说对当年“插兄”、“插妹”的思念之情，更不能告诉他我本人不宜多用手机通话（因为我装有心脏起搏器）。当他总算讲完撂下电话，时间已经快下午一点三刻，我这碗面条早变成了面疙瘩。面条凉透了，可我的心情却是温暖的。这次通话时间共用了57分钟，是我使用手机以来通话最长的一次。

　　几天后，唐先生又来电话，说他与分别45年的同学已联系上了，这让他十分开心。但他的夫人却埋怨起来，原来他夫人也希望找到失去联系的初中同学，她们也是45年没有音讯了。这一次不怎么费工夫，因为唐夫人要找的当年集体户的知青，正有我熟悉的。唐夫人与当年的好姐妹们很快也接上了头。

　　说来有趣，在新民晚报上面登一篇文章，有时就像寻人启事一样。去年11月，新民晚报百姓纪事版还刊登过本人一篇《回延边省亲》。结果文章刊出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公交车上接到一个香港来电。他自报姓名叫夏志庆，当年也在吉林省安图县农村下乡。他很想知道我文中提到的延边六十周年州庆的情况。恰巧，我正要去香港参加亲戚的婚礼，便与夏志庆约定到香港见面叙谈。

　　那天下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宾馆大厅与夏志庆见了面，竟是一见如故。交谈中，我们经常夹着东北话海聊，更感觉痛快。夏志庆说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始终未忘记当年农村的艰苦岁月，也未忘记那时朝夕相处的知青同学。要不是夏志庆要赶到医院去取药品，那天，我俩肯定要谈到半夜。

　　又记起2009年春，我也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张来俊，他是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网站的“纪念上海知青到延边下乡40周年”有关活动的信息中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他人说自己曾在安图县二道公社下乡，上世纪70年代末去美国定居，现在上海已无亲属。这次回上海小住，特地租了一套公寓（预备多住些日子），就为了寻找当年一起下乡的集体户同学。由于时间久远，当年那些同学的名字他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我开始一个个给安图知青打电话，打了几天总算有回音了。与张来俊同一个集体户的知青讲出他当年的一些往事及他的外号。当我把这些转述给张来俊时，他激动极了，恨不得马上与大家相聚。一个春雨淅沥的上午，张来俊与七八个插兄插妹见面了，这分别三十多年的交谈，一直到天黑都没结束。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可岁月的流逝，却割不断知青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