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  竹  

　　【嘉  宾】

　　俞亮鑫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上海市政协常委

　　胡展奋  

　　新民周刊 主笔

　　洪  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副教授

　　主持人的话▲▲

　　曾几何时，媒体记者是令人尊敬也令人羡慕的职业。近年来，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媒体人头上的光环正在褪去，在某网站发布的“最差职业榜”上，媒体从业者榜上有名。对事物的评价可以有不同的维度、标准，今天，重拾媒体人的“职业精神”、“职业良心”的话题，依然会让人激动，当然还有深深的思考——

　　好记者要懂得尊重采访对象

　　主持人：俞亮鑫先生是新民晚报的首席记者，身为“50后”的他，是全国文娱新闻界的“传说”。俞老师，您写过很多精彩的独家报道。我们知道很多记者为了写独家报道，往往会得罪那些名人、明星，可是，您却和他们都是好朋友。您怎么做到的？

　　俞亮鑫：作为记者，要明白你的一支笔是对社会有影响的，下笔的时候要有所思考。1986年，我写过一篇著名演员杨飞飞的新闻《杨飞飞隔铁窗与儿子同台唱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那是一台文艺演出，杨飞飞和她的儿子同台唱戏，很多人不知道，杨飞飞的儿子是服刑人员。我一直等到演出结束，到后台采访杨飞飞，专门问她：“您是否介意我在新闻里把您儿子服刑的事情写出来？”杨飞飞表示，她愿意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教育大家。《上海的早晨》女主角李媛媛患癌的消息，我也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从新闻角度说，这当然是猛料。但这样的消息爆出来，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何况，李媛媛和家人那个时候都还无法面对癌症的噩耗。我选择保守秘密，放弃了这个独家新闻。这个消息在一年多以后被其他媒体爆了出来。现在，媒体间的新闻竞争很激烈，一些记者急于成名。我认为要做个优秀的记者，首先是要做人。要尊重你的采访对象。不要“损人利己”。

　　主持人：您也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批评报道。在这类报道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和我们分享？

　　俞亮鑫：谢晋导演去世后，宋祖德曾经放出非常不负责任的谣言。一开始，谢晋导演的家属选择了沉默，相关的单位也没有出来说话。在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外地同行对这个事情的议论触动了我。我想，谢晋导演是上海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道德典范被泼脏水，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我写了内参，很快，市领导就给予了批示。之后，我写了新闻《岂容脏水泼向人民艺术家》，文章刊发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之后，谢晋遗孀毅然向法院起诉宋祖德，最终打赢了官司。

　　这篇文章粉碎谣言，为谢导讨回清白，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件作品。真正有分量的新闻作品，都是鲜活的，能体现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很多年轻记者也愿意写一些批评报道，负面新闻，这类新闻更具有眼球效应。我觉得，写批评报道无可厚非，但是要注意客观，不要夸张。比如，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七分成绩三分瑕疵，很多记者会抓住那三分瑕疵来写，我认为文章总是要抓一个角度来写，写那三分瑕疵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有分寸感，不要把三分放到十分，那就有悖职业道德了。

　　坚守底线，要面对的除了压力还有诱惑

　　主持人：曾几何时，媒体记者是受人尊敬，也让人十分羡慕的职业。可是，近年来，媒体人头上的光环似乎正在褪色。个别媒体的作为也着实令人汗颜。作为资深媒体人，胡展奋先生对此有何感受？

　　胡展奋：上世纪80年代，媒体的话语权很强势，从经营上说，媒体在经济上的压力也要比现在小很多，这使得媒体从业者可以在新闻业务上投入更大的精力。虽然如今的大环境可能不比从前，但依然有一些媒体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比如，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上，《东方早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然，与压力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上的巨大的诱惑，但是他们拒绝了诱惑，坚守了对新闻的理想。

　　主持人：从《疯狂的海洛因》开始，多年来，您做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调查新闻，相信这个过程中一定遇到过各种压力或者利益诱惑，想问的是，在压力和利益诱惑之间做出选择难吗？

　　胡展奋：我认为，在那些压力和诱惑面前，坚守底线和节操不是出于政治的高标，而是出于个人的人格自爱。2002年，我和上海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一起到苏北某地采访。当晚，就有人找到我们的住处，拿出一块“大砖头”——对方给我们3万元现金，希望我们放弃这次采访。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请他出去：“走！走！走！你快走！”

　　这个新闻后来做得非常成功，《来自灌云的暴力取证报告》2003年1月获“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表现、最佳舆论监督奖”。

　　主持人：作为记者个人，面对压力和诱惑时，您选择了坚守底线。同样的选择题放在您所供职的媒体面前呢？

　　胡展奋：我所供职的《新民周刊》一直都很支持我。几年前，我曾经做过本市一个中学的深度调查，当时，该校的一名学生跳楼自杀，留下了遗书。这个学生的死和学校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真相，校方百般掩饰，而我和我的同事经过极其艰难的取证，在拿到了充分的证据后，写出了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单位的领导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包括来自某机构的压力——如果刊发该报道，我们未来可能失去几千份的订户，如果撤下这个稿子，对方也承诺会给予感谢……考虑到这一事件的报道，会给全社会带来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的深刻反思，社领导决定顶着压力发稿。

　　我想，不能要求媒体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完美亮相，但是，在这样一些重大事件面前，我们可以选择高尚。

　　主持人：这些年里，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优秀的媒体从业者都陆续离开了这个行业，您还依然坚守，为什么？

　　胡展奋：一个人的行为总是和他自身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的。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媒体不是聚财之处。可人生追求的目标，也并不只有金钱。这些年里我也有向其他领域发展的机会。但是，对我来说，采写出有分量的报道，在公众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对公共事务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可能比金钱更能够带给我兴奋和满足。我不需要豪宅名车，“小康即安”。人各有志。我更在乎的是一个媒体人的羽毛和声誉。

　　合格的媒体人需要“科学精神”

　　主持人：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应该指向谁？

　　洪兵：记得若干年前，上海有媒体做过关于闯红灯的新闻，当时，媒体将那些闯红灯的行人、司机等个体的姓名都公布出来了，并称这种做法是“舆论监督”。这个事情引起了业内和社会范围内的大讨论。经过那次比较充分的讨论，大家达成了共识——对于违反“七不”的行为等社会现象，媒体可以批评，但是，舆论监督的对象一定主要是针对公权力，或者是掌握公权力的对象。

　　近期对于饮用水水质标准的问题，虽然我没有非常仔细地阅读过相关报道，但是印象是：媒体质疑企业的产品是否符合标准，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家企业的产品遭遇到的质疑，和监管部门拿不出统一的标准，这两个事情比较起来，舆论监督的重点显然更应该在后者。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有媒体用了很多版面集中报道一家企业。这一行为和媒体所应对应的责任并不相符。不免让人质疑，媒体的这一做法，是否有滥用公共资源的可能——必须承认，媒体资源也是公共资源的一种。

　　主持人：在说到舆论监督的问题时，不可回避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做到够专业？

　　洪兵：媒体要达成服务公共利益的目标，首先要做到公正地报道新闻。新闻公正是什么？首先是新闻事实——从总体轮廓到细节，是否都能够弄清楚？一个会引发不同观点碰撞、争论的稿子被媒体发布出来，读者们的反馈是怎样的？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信任这个稿子里报道的新闻事实”？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便对这个事情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但在事实层面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可现实是，有不少引出争议性话题的稿件，存在着事实层面的争议，不同媒体报道出的事实大相径庭。而受众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猫腻”……同样，当记者本身不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描述和分析一个争议性现象的时候，我认为，是应该用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去对待的。有时甚至对业内人士和专家的咨询、请教也不足以廓清事实真相。

　　几年前的周老虎事件，也是个很典型的个案。《新闻调查》记者对整个事件的采访调查中发现，根据现有的证据，是很难认定华南虎事件的真假的——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照片上的老虎是真的，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伪。但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无论是专家和公众，支撑其最初的质疑或者肯定立场的，都不是“证据”，所以那一期《新闻调查》将主题落在了令人深思的“什么是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讨论媒体的职业精神、职业伦理的问题，何尝不是另一个“什么是科学精神”的问题？媒体今天遇到的困境，是在转型的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的体现，媒体只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主持人：有学者在法律层面谈到了媒体记者的生存困境和尴尬，比如，采访权，中国的法律并未真正承认，您怎么看？

　　洪兵：近年来，中国的法律系统中，和公民有关的比如名誉权、肖像权等保护体系，发展得比较快也比较完备，类似的也包括与企业有关的比如商业名誉的保护等等。有学者提出，近几年的新闻诉讼中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尤其是成为批评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对象的个人和企业，开始以刑事诉讼而非民事诉讼起诉媒体与记者，比如受贿罪。

　　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在我国的法律系统中，保护媒体的采访权等相关权利的法律是很羸弱的，不完备的。从这个角度看，媒体是弱势的一方。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方面，媒体在采访中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媒体记者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发生了问题，处理的方式也显得模糊暧昧——没有合适的法律来进行制约，有的时候应该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却变成了新闻机构内部的处理。

　　【结束语】

　　媒体不是聚集金钱和财富的地方，却托起了很多人的理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优秀的媒体人总是会受到社会的尊敬。想要做个好记者，首先从做人开始，想要写出有影响力的报道，首先从每一次扎实采访开始。无论在哪个时间、空间，最基础的那些道理都一样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