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菊园的那天晚上，在她家老屋那儿转了三圈。灯窗黑着。高大的香樟树肃立着。秋草依旧葳蕤着。正是东篱采菊时节，却空篱疏园，菊影渺茫。

　　“姐！”对着人去楼空，一声既出，泪流满面。早在心里管她叫姐，却从来没有叫出口过，当面叫的是正儿八经的“老师”，如今想叫，却再无人听闻了！

　　这前窗后门，处处留存着她的音容笑貌。还这么年轻，还这么美丽，却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记得她当了外婆的那年，我与她领着她的小外孙走过宅院小径，一位老妇人迎面走来，好奇问道：“介好白相的小人是啥人啊？”“阿拉外孙。”姐答。沪语里外孙与外甥同音，那婆婆便又问：“哦，格么是姐姐的还是妹妹的？”菊园笑笑，竟不答。我侧面看去，她长发翩翩，唇红齿白，果然不像有第三代者，说，瞧你多年轻，人家把你女儿的孩子看做你姐妹的孩子了。菊园并不得意忘形，道：“她老糊涂喽！”

　　就这么个美丽、浪漫、亲切、心怀大爱、还有点幽默感的人，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我开读研究生的1979年，正是菊园姐调来我校之时。读研期间，还听过她一堂版本学的课。真正交往，是1983年夏，一同参与高考语文卷子阅卷。早上出发去华师大，傍晚回。酷暑难熬，教室里没有空调，实在热得要中暑了，拉进几方冰块来，大家拿毛巾浸浸湿擦把脸；中午休息，铺条席子躺倒，横七竖八的。阅卷费一天一块两毛五。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大家齐齐地在课桌后“坐以待币”。一天中午，菊园和我来劲了，到马路对面商店瞎逛，拐进一家绸布店，发现一块真丝零料，咖啡色底子菊花图案，打了折扣只要五元钱。我们以手指丈量，精打细算，认定套裁可以成就两条裙子，喜出望外，当机立断买了下来。让店主用剪刀为我们剪开，人手一块，塞进衣袋，边穿马路边乐：“多合算啊，每条只要两块五。”“就是嘛，两天的阅卷费就能做条裙子，哈！”似乎穿过马路再乐就来不及了。

　　菊园姐教我，两面缝头缝纫机一踏，上头装根橡皮筋即可。第二天见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姐妹装！”异口同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友情，伴着挣小钱的欢乐，朴素得令人心疼。

　　九十年代，我们一起做项目，菊园姐管项目组叫“生产队”，我们跟着叫，还管她叫“生产队副队长”。那些伏案间隙的谈笑，那些逢年过节的联欢，那些大夏天分享一只大西瓜的甜蜜。做集体项目是枯燥乏味的，因为有她，有她的关照、组织、说笑，那些日子才变得有声有色，温馨有趣。

　　菊园把她的母性关怀，延伸到我们的教学与学术生涯，令人有时时如沐春风之感。在见她最后一面的告别仪式上，来了多少她生前的亲朋好友学子，其中许多都是当年的“生产队队员”。她的学生们痛哭失声，像与自己的母亲生离死别一般。

　　又一个好人走了。走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在经受了一年多病痛的百般折磨后，死亡对于她，或许是一种解脱。在悲痛中，唯有想到这句话，心才稍稍有一点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