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读中文系时，徐缉熙是我的老师，30年前，他那温文尔雅、不温不火分析《红楼梦》的语气腔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虽身在文艺理论室，以研究西方马克思文艺理论家卢卡奇而有所建树，但讲课的内容和举手投足的教态，却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神韵。近日，读到他有关论《红楼梦》的文集，好像又来到当时的课堂，听他拈出小说的一些精微段落，为我们细细剖析。

　　在时下汗牛充栋的红学论著中，徐老师的论述，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我认为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发而为文章，就是能以理性之笔，写诗性之文。

　　他能够从文本的分析深入到背景，展现出富有想象力的分析视角。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也由于该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包容度。所以，分析小说而把作者的家庭生活、历史背景结合起来，或者在小说中找到与传统文化各种形态的契合点，成了许多红学家的研究冲动。徐老师从甄士隐名费而谐音“废”的角度，把甄士隐的“废人”寓意与小说中的贾宝玉命运以及小说外曹頫遭遇联系起来，为读者揭示了小说与现实生活联通的一个关键点。这种对小说隐喻的诗意想象，在分析作者从现实生活的“还经济债”到小说中变而为“还眼泪债”、感情债，既说明了作家处理现实材料时有怎样大胆的想象力，同时，也说明了，研究者的诗意想象，对于分析小说情节的逻辑生成，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影响。这种诗意想象与理性逻辑的统一，在他分析《红楼梦》与庄子、与阮籍、与民族文化关系的篇章中，也有生动体现。

　　当然，指出小说虚构与现实背景的联系不等于混淆两者的界限。他撰文反驳刘心武对《红楼梦》所谓的揭秘，提出对秦可卿这一人物形象的应有理解，表明了艺术把握人物形象，诗性的揭秘需要有理性的祛魅为基础，玄思妙想的高论也需要经受生活常识的检验。比如刘心武说秦可卿就是被偷送进曹府避难的废太子女儿，而她的死是因为被告发了才不得已自杀。但《红楼梦》写她出殡场面是如此之大，如果刘说成立，徐老师问道：“秦可卿丧礼敢如此张扬吗？会有那么多王公勋戚来为她送行吗？他们都活得不耐烦了？”类似的一连串追问，充分显示了基于常识的理性力量。

　　他的诗性智慧，在分析林黛玉形象时，用“仙味、诗味、痴味”这三味来概括，颇为传神。这既是把握形象的一种艺术直觉，也是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在他品味贾宝玉为晴雯撰写的《芙蓉女儿诔》时，对语言的精微分析也时有可见，如旨评本中的“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一句，在程高本中被改为：“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对此，他评析道：

　　“雁塞”指的是出塞和番的王昭君，用王昭君比喻晴雯已属不伦不类，把“直烈”改为“贞烈”，这一字之差，思想境界有天渊之别。“直烈”者，正直刚烈也，这正符合被称为一块暴炭（烧红的炭）的晴雯的情性品格。改为“贞烈”，是把晴雯改造成“贞女”、“烈女”了，这样的冬烘头脑，岂非可笑之至！

　　有意思的是，红学家蔡义江也对此改动有评述，不过他着重指出程高本把“羽野”改为“雁塞”（即把典故从鲧父改为昭君）欠妥的各种理由。总之，在读《红楼梦》时能参照各种相关论著，实也是人间赏心乐事。(徐缉熙《读红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