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早从余庄走向远洋，带动同村年轻人陆续出海淘金，“海员村”的形成，离不开他的榜样效应;现在，全村却只剩他一个人还坚守远洋，硕果仅存。

　　“海员村”已变形。其他人，都去哪了?

　　从远洋转战近海

　　邓海超、邓文涛等资深海员坦言，远洋船上的中国面孔近年来确实日渐稀少，其中相当一部分转移到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在东海、渤海等中国近海捕鱼。比如邓伟、邓恩强、邓恩胜和陈金党4个80后小伙，3年前来到舟山。除邓恩胜外，其他3人都有远洋经历。

　　可以化解思乡之苦，是转战近海的最大好处。“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几个月杳无音信，几年才回一次家。”邓伟说，现在离家近多了，开车只需十几个小时。“每年固定回家两次，第一次是过春节，能休息十来天；第二次是禁渔期，海域不同、捕捞品种不同，起止时间也不同，一般集中在春夏两季，持续两三个月。”

　　他们平时租住在舟山，每月赶两次大潮汛出海捕鱼，每次持续8至12天，其他时间可随时和家人联系。

　　看似工作天数不多，其实强度相当惊人。尤其到了八九月份的旺季，禁渔期刚结束，鱼多得来不及捕。“每天至少工作22个小时，十多天连轴转，歇两天，再来一轮。”这种可怕的节奏，要持续近3个月，一个月能挣1.5万元。即便是淡季，也有四五千元进账，对低级别远洋船员比较有吸引力。

　　再过十多天，旺季将至，4个小伙又会踏上前往浙江的火车。

　　上岸后另起炉灶

　　另一些海员上岸后另起炉灶，鲁振晓是典型代表。他既去日本北海道钓过鱿鱼，又在我国东海抓过螃蟹，最后还是和妻子一起，选择了河北一家钢筋拉丝厂。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稳过万元，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最近几年，国内打工的收入明显提高了，不需要再去海上吃那么多苦。”鲁振晓透露，近海捕鱼不仅辛苦，而且伙食差。“出海时船上会带一小块肉，不到两天就吃完了，接下来顿顿只有一个菜：小黄鱼做的鱼干，吃到后来直想吐。和远洋轮上的三菜一汤，没法比。”

　　邓海超和李建辉则决定留在家乡发展。上周三，他俩从社旗县下洼乡周庄村批发采购了十来吨西瓜，花半天时间装货。第二天一早，结伴开着大货车，直奔浙江绍兴。

　　跑货运是李建辉的主业，邓海超临时帮忙，赚点外快。他有12年远洋海员经历，今年春天刚回来，不打算再出海。

　　早年在呼和浩特打工时，邓海超掌握了当地马奶酒的进货渠道。这次一回家，他便兴致勃勃地开车去内蒙古，进了一批马奶酒，打算推销给南阳的一些饭店。“试试看吧，希望能打开销路，反正在哪里赚钱都不容易。”邓海超坦言，自己除了开船当大副，没啥别的专长。“就拿英语水平来说，不需要考核，平时很少用，所以没进步。”

　　劳务中介不靠谱

　　“海员村”里有过远洋经历的，属邓帅和李建辉年龄最小，出生于1990年。更年轻的90后，有不少已经踏上了打工之路，却无人愿意再驶向远方。

　　除了距离、孤寂、性价比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令年轻人望而却步———劳务中介鱼龙混杂，有相当一部分不太靠谱，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远洋船员劳务输出时，涉及三方———渔业公司（多数为外籍或港澳台籍）委托劳务中介公司（南阳本地或外省都有）招聘船员。工资经中介提成后，再转交给船员。中介只需做做广告磨磨嘴皮，便可获丰厚利润。由于准入门槛低，劳务中介市场越来越混乱，淳朴的农村小伙难辨真伪。

　　就连经验丰富的轮机长邓文涛，前年也被忽悠了一回。“一家南京的劳务中介公司拖欠我6万多元工资，公司没倒闭，但我就是一直要不回来。”

　　还有些中介公司，没等船员归航，便溜之大吉，也不知是经营不善，还是携款潜逃。诉诸法律，劳心劳力，许多船员觉得数额不算太大，便忍气吞声。

　　久而久之，劳务中介的名声每况愈下。邓文涛说，以前路边有很多船员招聘广告，这两年都消失了。招不到人，不少中介公司也纷纷关门。　　　　本报记者 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