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一元码头进货

　　如今，孩子们暑假里不是参加补习班就是宅在家中和电脑作伴，要是同半个世纪前我辈的暑假生活相比，那就乏味多了。别的不说，单说我在将升高小的那年暑假里独自卖甜芦粟的那段经历，今天的孩子听来恐怕是匪夷所思了。

　　我的童年是在“苏河湾”一带度过的。上世纪50年代，苏州河以北的北站区（后改闸北区），人口密度较高。苏州河边码头一个接一个，船只一艘挨一艘，周边农村的农产品大多由水路运到上海市区，在这里的码头卸货。

　　每逢盛夏，新闸桥（即浙江路桥）附近的码头就有崇明运来的甜芦粟，论捆批发。这是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绰号“黑皮”的邻居阿哥给我指点的。

　　那时我和班里一帮男同学自发组成了小足球队，大家好想有只正儿八经的小足球，却苦于囊中羞涩，凑不齐买球的钱。因此，我才萌生了赚钱圆梦的念头。有人指路，正中下怀。我认认真真向“黑皮”讨教，怎样去批、怎样去卖，卖掉一捆能赚多少。这位阿哥悉心传授，并跟我约定次日带我去码头“进货”。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怀揣平时积下的一元零花钱，瞒着父母，悄悄地跟着“黑皮”阿哥去批甜芦粟。

　　生意做成好不得意

　　外滩那边已露出几道鱼肚白，新闸码头的灯火还未熄灭。卡车、黄鱼车、橡皮榻车、加重脚踏车横七竖八，快将码头塞满了。喊着、叫着，穿着无袖单衫或光着膀子的小贩们在车辆的空档中穿来穿去。从家里出来时弄堂里还一片死寂，想不到码头上已是这般喧闹。

　　“黑皮”阿哥把我领到批芦粟的地方。从船上掮下来的甜芦粟堆了高高一大堆，有人已在一捆捆地挑拣。“黑皮”站在一边不声不响看了一会儿，然后从中间抽出一捆。这捆看起来好像是比表层几捆好些。“你就拿这捆吧。”“黑皮”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我付给老板6角钱后，就将这捆芦粟扶起靠在自己肩上，等“黑皮”再挑好两捆付罢钱，我就扛着那捆芦粟，尾随着“黑皮”离开了批发市场。

　　走到浙江路天潼路口，“黑皮”说他去安庆路一带卖，叫我就在福建路山西路一带卖。我言听计从，肩扛芦粟，怀着忐忑的心情沿天潼路朝东慢慢走去。

　　那时山西北路、福建北路这样的小马路还都是“弹硌路”。此刻尽管还不到早上6点，天已大亮。好婆阿姨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拎着篮头到小菜场买小菜了。毕竟是第一次，脸皮薄，又不敢吆喝，又不敢招徕，我将芦粟靠在一根电线木头上，一个人傻傻地站着，眼巴巴地等人来买。

　　运气还不错，没过多久，一位挽着菜篮的好婆走过，瞟了一眼芦粟，停住脚步，又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就开口问我，甜芦粟阿是侬的？几钿一根？生意上门啦！我又紧张又兴奋，回答说1角一根。好婆横看竖看，挑来拣去，搞得我都有点心不定了。终于，她拿定了一根，从蓝布饭单前的口袋内摸出1角钱交给我。头一笔生意成交！我用随身带的小刀在芦粟的每个结节上轻轻一砍，再用手掰成十几节，放进好婆的篮头。好婆笑眯眯地离去。

　　起个大早，至此还粒米未进呢，这时我才感到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于是在路边点心摊头上花7分钱买了副大饼油条充饥。

　　接着，我扛着芦粟换了几个点。这样，东卖几根西卖几根，到九十点钟光景，一捆芦粟全部脱手。数数口袋里的钱，净赚好几角。今天这个早没白起，心里好不得意。

　　攒够钞票买来足球

　　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迈出这头一步，我的胆子便大了起来。后来我嫌一捆太少，便学“黑皮”阿哥样，常常一批就是两捆。人小东西多，扛起来不免要使出吃奶的劲。生意做大了，自然而然学会了吆喝，也学会了和买主讨价还价，再也不像一开始那样哆哆嗦嗦的了。

　　做买卖哪有每回都顺风顺水的，卖不动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得扛着芦粟东转西转，转到下午三四点钟，大太阳底下，晒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有时实在是生意太冷清，回家要是父母已经下班到家那就糟了，碰到这种时候，我不得不便宜两分降价处理，乃至自己在路边啃掉两根，权当充饥解渴。

　　那年暑假我扛着甜芦粟走街串巷不下10次，偶尔碰见同班同学，我也只得别转头去装作没看见。我倒也不怕会有同学给老师打“小报告”，只要我暑假作业做好了，暑假怎么过有规定吗？

　　经历了一个暑假的风吹日晒，我黑了，瘦了，个子好像也长高点了。

　　开学前，我将储蓄罐内的钞票统统倒出来数了数，已经超过10元了，买一只小足球已经不成问题了。

　　开学那天，当我拎着用红白线绳编织的网套装着的小足球，挺胸抬头走进教室时，班里十来个男同学一下子把我围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