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图书展会很多，如果让我排一个顺序，全世界排在前三位的是：第一，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那是国际版权交易第一盛会，无论历史或现实成就，都无人能敌。第二，英国伦敦书展，它更像一个全世界书商的沙龙，以浓浓的西方文化气息，营造出多元文化的魅力。第三，美国书展，它是北美洲出版文化的聚集地，更是新派西方文化的中心。全球出版人，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

　　回到国内，各个地方的书展不少。它们排在前三位的是谁呢？在我心中，第一，北京国际书展。第二，上海书展。第三呢？应该在广东，像广州南国书香节。但我更喜欢深圳读书月，它不是书展，最多是准书展，却安排许多有趣的活动，有作家讲座，有大众阅读，有签售活动，有好书评选。在一座青年人聚集的城市中，有这样一个读书月存在，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情。

　　不过，如果让我说出一个最值得记忆的书展，我一定会说，是上海书展。早年的记忆是文汇书展，后来就是正宗的上海书展了。近十余年来，点数行程，我来上海参加书展的次数最多，见的人最多，谈的事情最多。

　　透过书展，我认识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得到的结论是：其一，上海是一个爱书的城市，去书展的人之多，男女老幼，全家出动，像过节一样。其二，上海是一个懂书的城市，比如签售，并非只有《盗墓笔记》有人排着长队签售；2011年，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出版，他是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是文化建设的幕后人物。但在上海书展上，也有那么多人站着长排等待签售，也有那么多人跑过来打招呼。这样的情景，在其他城市很难见到。其三，上海是一个会卖书的城市，整个书展，没有官气，不清场；没有俗气，不歌舞升平；没有狭隘的地方气息，大步向国际化迈进。

　　当然，我爱上海书展，也源于我与这座城市的渊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来上海组稿，我经手的许多出版项目都是在上海完成的。1987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当代大学书林”，在上海开发布会，有汪道涵先生参加。20世纪90年代以降，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和《万象》，在上海拜见柯灵、王元化、陆灏、陈子善等，连我曾任主编的《万象》杂志，它的编辑部都设在上海，由陆灏主持。21世纪初，我与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发布《几米绘本》登陆大陆，与台湾大块、墨色国际联合召开发布会，发布反盗版宣言，都是在上海书展期间进行的。那些年，我还代表辽宁出版集团，在书展期间与德国贝塔斯曼相关人员潘燕、黄育海等召开重要会议，研讨合资成立辽宁贝塔斯曼发行公司的事情。这一切都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2009年我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希望接续当年“新世纪万有文库”工作，再做一些事情。为此我向沈昌文先生请教，他马上说：“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去上海，去找陆灏他们那些人。”此时沈先生已经七十九岁了，一般不再离开北京，但他对我说：“只有上海，我还愿意去。”就这样，在沈昌文和陆灏组织下，依靠上海学者陈子善、葛兆光、陆谷孙、孙甘露、傅杰，还有香港董桥先生，推出文库版“海豚书馆”，不到三年时间，已经出版六十多本好看的小书。

　　有这样丰富的背景，我们参加上海书展更积极了。近三年，我们在书展上重点做两件事情。一是发布新书，推出优秀作者、优秀作品。2011年，沈昌文先生签售《八十溯往》；2012年，熊召政先生签售《历史的驴友》，祝勇先生签售《大师的伤口》；今年，江晓原先生签售《性学五章》，孙郁先生签售《写作的叛徒》。

　　二是召开一场有趣的聚会，即所谓“两海文库联谊会”。此事由王为松先生创意，其中一海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库”，另一海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海豚书馆”，这两套文库本都是小精装，都偏重海派文化、海派学人的成果。组织者都是陆灏和他周围的朋友。2011年，“两海”首次在上海书展上会师，两方出版者与作者欢聚一堂，到会者有沈昌文、陆谷孙、葛兆光、梁文道、小宝、沈宏非、孙甘露、沈双等；翌年书展期间，第二届“两海文库”在世纪集团举行，朋友们再聚首，参加者有沈昌文、巢峰、陈昕、贺圣遂、郑培凯、傅月庵、李长声、陈子善、梁由之……

　　上海书展，听来就感到亲切的名字，是读书人的节日，是出版人的节日，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节日！

　　（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