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盗墓者“争文物”，与建设方“抢工期”，是考古发掘最现实的难题。然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行业生态的不健康，社会公众的不理解，则是文物保护更深层的症结。

　　孙华认为，文物保护的第一步，就是对抗追逐利益的躁动心态，克服“一味求快”的痼疾。

　　利益驱使形成畸形的全民收藏热

　　记者：国内文物保护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孙华：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全民教育程度，我们国家都有待全面提高。这个问题反映在文物保护领域，就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全民收藏热。

　　电视上成天播放“鉴宝”、人们天涯海角“淘古董”，表现出全民文物收藏的热潮。但这种热的形成却是利益驱使。很多人将收藏文物看作是财产保值、增值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出于对文物本身的审美欣赏与喜好，也不是出于对乡土、国家历史文化的热爱。

　　大家都收藏文物，可社会上哪有那么多祖传、家传宝物？不少就是非法占有本属于国家或社群的文物。现在有人为获得文物，不仅到市场去买，甚至指使人去偷，从古代遗址、墓葬里盗，不仅偷小型的随葬品，连帝王陵前的大型石雕都敢盗，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吊车搬运！

　　不仅地下文物受到空前威胁，地上文物也没能幸免于难。这里石像被搬了，那里木雕被锯了，防不胜防。按理说，不可移动文物应在原地保护，但我们的野外古迹很多，文物管理机构和人员又严重不足，不可能全面看管，有些文物不得不移至博物馆，否则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

　　经历千百年风雨保存到现在的文物，躲过破“四旧”和“文革”的浩劫，却在今天遭到偷盗和损毁，足见保障文物安全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善，一个有利文物保护的社会环境亟待重建。

　　法律制度不配套制约实际保护效果

　　记者：今年国家已启动对《文物法》的修订工作，是否能够改善这种现状？

　　孙华：《文物法》是依法保护文物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但社会发展很快，一些条文已不适应。《文物法》的修订，是本着如何更好保护文物的宗旨，我认为应关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可移动文物存在的乱象，要加强管理。目前社会上个人间的文物流动和持有，并未纳入国家监管的制度框架中。我国正开展的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那些归属国家管理的文物容易统计，但流散在社会上私人手里的，他不主动申报，我们怎么知道和监管？

　　应该通过《文物法》的修订，将可移动文物纳入国家管理和保护的视野中，遏制收藏乱象迫在眉睫。首先，对私人购买、持有出土文物，国家应从法律法规着手，制定更严格的强制登记造册制度;其次，对于文物持有，采取相应的持有税、转让税和遗产税等方式加以制约，想要炒作拍卖“天价”文物，那就交税吧，这样就可以扭转社会对文物的盲目追逐。

　　第二，对不可移动文物。目前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边设有一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保护规划”实行起来有难度，其根本症结在于文物所依附的土地权属问题。土地上的文物本体是国家的，文物周边保护范围的土地却是集体的，使用更是个人的。比如，考古队员要进行勘探调查，老百姓可不同意，他们会问“你凭什么在我的地盘上又搭房又盖棚？”

　　既然我们国家要开展文物保护，就必然要承担相应成本。目前，中央财政只承担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保护的开支，文物保护区域土地权属的变更补偿和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而这恰恰是文物保护工作的经费大头，地方财政往往是没有能力承担的。相关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文物保护规划就会成为“墙上挂挂”的规划，难以落实了。

　　考古人员与施工单位一次次“交锋”

　　记者：目前，考古发掘仍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但时常遭遇“抢工期”“抢经费”等难题，对此您怎么看？

　　孙华：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矛盾在考古界普遍存在，这与我们国家正处在大规模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有关。城市扩大就要开展大范围的基本建设，这就不可避免牵涉古人留下的文物。

　　对于基本建设项目，在立项建设前要报请专业考古机构勘探，有文物要抢救发掘，这是国家和地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但是，建设方有时为赶工期，不顾考古的客观规律而催促考古单位加快速度；有些规模较小的建设项目，建设方还想方设法规避考古勘探，在发现文物后甚至担心影响工期而隐瞒不报。

　　按照《文物法》规定，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这是目前基本建设中地下文物抢救保护的主要方式。但从长远看，由国家财政负担恐怕更有利文物保护，很多问题也将解决。当然，制度改革是系统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审慎处置，如果取消了基本建设收费，国家财政的配套政策却没落实，就会造成对文物的更大破坏，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

　　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量之大，使地方考古研究所疲于奔命，考古人员被绑定在这些项目上连轴转，不断“救火”，没时间整理消化考古资料，无法转化为研究成果。

　　按照国际通行法则，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达到70%才算稳定，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是52%。有专家测算，我国城市化进程要到2030年才会基本停止。这17年间，前5至10年肯定还有许多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项目，房地产、工业区建设仍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基本建设中的考古问题在近年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怎么办？只能在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中寻找一个最恰当的折中点，做到相对平衡。

　　“以新换旧”理念催生仿古建筑热潮

　　记者：近年，有些地区一边盲目拆除古建，一边又大兴土木仿古，为什么会呈现这种乱象？

　　孙华：拆毁真文物，仿造假古董，这是由多方原因造成。一方面是文化传统，我国古代的礼器被赋予权力等级的象征意义，因而强调真假的辨识。与之相比，建筑则被视为“衣服车马”，升了官、发了财，就要去旧换新，以光大门户。没有将历史建筑作为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看待，这种观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

　　其次是建筑传统。西方修建一座教堂或宫殿，往往希望它能成为一件传世之作，故调动一切技术，集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建设。而我们营建一座都城，兴建一座庙宇，往往一味求快，一般几年就完工，恨不得今年开工明年就能使用，建设时间短，人们也不那么珍视先前的建筑。

　　其三是好大喜功的政绩观。有些地方的干部有一种宗教的功德思想，认为把前人留下的建筑维修得再好也看不出自己的作为，只有平地起建新建筑才是自己的创造，从而造成真正的文物破破烂烂，新建的假古董富丽堂皇。

　　当然，大型建设工程还牵涉各方利益，这更是造成有钱建新建筑而无钱修古建筑的另一个社会原因。

　　文物不可再生，修得草率就是破坏

　　记者：您认为在文物保护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急需解决？您有什么建议？

　　孙华：文物修复方面，我们应该养成精工细作的习惯，克服简单急躁的作风。

　　我们都知道，文物修复难度大，修复一座建筑往往比重建更困难。例如一根柱子下部朽坏了，需要寻找与之相同的木料来修补，加工和拼接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拿最简单的古建筑白墙刷石灰来说，生石灰加水后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石灰的“火气”才能消退，刷的墙才会洁白持久。现在许多古建维修项目急于完工，往往将生石灰加水后直接往墙上涂抹，操之过急，白墙很快就褪色变黑。

　　文物修复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中国地域文化多样，北方匠人的手法不一定适合南方，反之亦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其技术和工艺更是与中心地区不同。

　　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修得草率，就是破坏。草率的修缮多进行几次，真文物可能就被修成个假古董。非常重要的文物建筑维护，如果现在技术或方法不够理想，不如缓一缓再修。比如山西应县木塔，全国不少科研单位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保护方案，但至今没有一个获得通过，更别说开工维修。为什么？应县木塔只有一个，太重要了，不敢轻举妄动！目前提出的方案尽管有的相当不错，但还不够完善或万无一失，所以不敢贸然决定。

　　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我相信，今后即使应县木塔的修复方案确定，其维护工程也一定会是极其审慎而缓慢的。我们所有文物的保护，都应该像应县木塔保护工程那样，宁可慢一点，慎重一点，这会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