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被强行驱逐出香港

　　吃饭时，我们这一桌是由导演李萍倩负责。我刚坐下来，那个盯我梢的特务就一屁股坐在我旁边。我心想，你老兄也盯得太紧了。简直是“贴身护卫”。李萍倩不认识这个特务，便问他：“你是谁？”特务有点尴尬。我赶忙对李萍倩说：“他是我朋友，我带来的。”特务听了，朝我笑笑。李萍倩见多识广，一下子明白了，就对特务说：“请吃饭。”

　　吃到一半，李萍倩叫我一起上厕所。他领我走进一个小房间，我一看，房间里坐着朱石麟、卢珏。我们一起坐下后，李萍倩对我说：“你离开永华了，没关系，还可以继续为长城写剧本。可是最好不要用‘沈寂’的笔名。”接着，他又说：“你写的剧本《白日梦》，我没有处理好，我请你再写一个喜剧。”我说：“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我一定努力写好。”李萍倩原本师从好莱坞喜剧大师刘别谦，所以，他对喜剧颇有兴趣。

　　朱石麟在一旁说：“我拍伦理片，有个窍门，就是一定要写一个节日，家里人都聚在一起，容易发生矛盾。而且一定要有老人，怎么对待老人？老人为子女操心，为子女而喜，而悲。”他的《慈母曲》非常出名，讲孝道，高潮时，哥哥打弟弟，容易打动人。他是向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学的。朱石麟也请我为他写个电影剧本。

　　当时香港进步文化界人士搞聚会，台湾当局一定会派人来捣乱。有时，他们从外面扔石头，有时就进来捣乱。这时，我们就听到外面有人在捣乱了。白沉喝了酒，还站到凳子上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们出来一看，果然是有人从外面向聚会大厅扔石头。因为庆祝元旦，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台湾特务不敢闯进来为非作歹。

　　之后一直到1月10日前，这十天里，我与同事们都没有联系。我在家埋头修改剧本《水红菱》。9日，我修改好了，就自己送到朱石麟家里，请他提修改意见。那天舒适也在他家，朱石麟看了剧本后，建议我再补充点内容，将两条线改成水红菱一条线。

　　那天，我在朱石麟家谈得晚了，便吃了晚饭，由舒适派车送我回家。舒适是“50年代”影业公司负责职工福利的。他鼓励我说：“永华开除你，只有好。可以一心一意为我们写剧本了。”我从内心感激他们的真情相待！

　　回到家，虽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但是我还是立即伏案修改剧本。一直到下半夜才修改好，遂将稿纸卷好，放好，准备明天交给朱石麟派来取剧本的人，然后，才去睡觉。

　　第二天，也就是1月10日上午10点，我刚睡醒，迷迷糊糊间，突然冲进来几个人，都是华人。他们在房间里看到我，问：“你是沈寂？”我说：“是的。”他们马上让我起来，跟他们到“差馆”（香港话，警察局）去一次。冬天啊，我抖抖索索地把衣服穿好。警察说，什么都不准带！我想让我到“差馆”去，可能又要坐牢了。这和当年日本人来抓我的场景几乎是一样的。

　　这时我太太抱着女儿站在一旁，惊恐地看着我。我勉强挤出笑容，对太太说：“如果我晚回来，有人来拿剧本，你就将桌子上的这本剧本手稿交给他。”太太默默地看着我，点点头。

　　五名警察，三人走在我前面，两个人走在我后面，其中一个人拿着枪顶着我。一会儿，警车开来了，警察把我押进车里。邻居们都出来，看我被抓走。到了九龙城警署，警察让我坐好，送上咖啡，可我不敢喝。一会儿，我又被押上一辆车，三个警察跟着。

　　我看到那个姓王的特务坐在车里。我一看是他，就知道出事了，可能不只是坐牢的事情了。然而这个姓王的特务却对我说：“你们就要回来的。”我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警车开到半山上，停了下来。我下车一看是“扯旗山警署”，是专门处理移民去留的。一名警官叫我站到一个铁栅栏里。过了一会儿，出来两个人，一名警官神气活现地对着我宣读一份文件：“根据有关法规，沈寂不受港督欢迎，终身驱逐出境。”随后给我戴上手铐，并要我用十根手指摁手印，我不肯摁，他们就强迫我摁。摁好手印后，进来三个便衣。我不知道把我终身驱逐到哪里？我刚想问他们，谁知他们动作很快，没等我张口，他们就把我押上一辆敞篷车，往山下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