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老刘的剃头摊

　　剃头师傅的旧皮包挂在电线杆上，里面是他的剃头家什，像一块醒目的招牌在弹硌路的弄堂中张扬。

　　小孩都有不肯剃头的习惯，据我的心理学家朋友研究说是因为小孩子多动，一到了剃头师傅的剃刀之下，要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无法动弹，很不舒服。还有的小孩看到剃头师傅拿出来明晃晃的剃头刀具，会不知所以地害怕起来，甚至于习惯性地恐惧。后来蒋家巷有的妈妈吓唬孩子，也常常会说，“你再哭，我就送你到老刘那里去。”搞得小孩更加害怕剃头了。

　　我也不喜欢剃头，等到头发老长了，都是妈妈叫着：“到老刘那里去剃头。”有的时候不肯去，被妈妈拉着逼着陪送到老刘那里。

　　一到了老刘那里，任何小孩，从新生儿开始，不管多害怕剃头的小孩，都会被老刘乖乖地制服。他对付小孩确实有一套，再调皮捣蛋的小孩，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着多动症的小孩，到了他那里，都服服帖帖。老刘一脸灿烂的笑容首先就影响你的情绪，他和颜悦色、慈眉善目地为你围好围脖，轻手轻脚地工作。他特别会逗小孩，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边讲笑话，分散小孩的注意力，一边在小孩子杀猪般的叫声中剃好了头，而且是保质保量。剃完之后，顺带用他不太换水的脸盆为你洗头，最后还要在小孩的头上嘟嘟嘟敲三下，一边念叨着：新剃头，打三记，不打三记触霉头。嘟嘟嘟。最后，小孩和妈妈都满意地离开。妈妈们临走之前都不会忘记笑眯眯地拿出一毛钱给老刘。

　　我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就是老刘的客人了。很有可能是从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就在老刘那儿剃头，我问过我妈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老刘那里剃头的，妈妈说你一养出来就在老刘那里剃头了，是个老客人。我后来从幼儿园到小学，经过蒋家巷老刘的剃头摊，都要跟他打打招呼，好像是老朋友一样，老刘永远是笑呵呵的。这种关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那是1966年的夏天，突然有一天，蒋家巷里纷纷传着一个重大的消息，老刘要游街了。听押解他游街的那帮人的口音，好像不是上海人，是来自北方的。旁边的大人一问，原来这是老刘原籍的河南家乡的人找到上海，其中一个说：“他是一个逃亡地主，在我们家乡有好几十亩地，解放初就逃到上海，是个漏网的地主，是四类分子。现在我们要把他押送回去。先要在你们这里游街，消消毒。”

　　我的心中只有疑惑和恐惧。为什么一个整天笑呵呵、为每个人殷勤服务的剃头师傅，竟然一下子成为阶级敌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门前有了一个皮匠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海人叫皮匠总要加个小字，小皮匠，但是碰到饭馆的厨师就叫大师傅。大概皮匠总是闷声不响地蹲在一边干活，不太惹人注意，做的活计又不太重要，是帮人修补皮鞋布鞋之类的小零小碎的事情。而菜馆里的大师傅不一样，是管你吃的事情，民以食为天么。

　　我们家门口的小皮匠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一个邻居。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有了杨树浦自来水工厂，供应上海的自来水。但是这座城市房子里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很多，我们住在这个沪西偏远的地方，房子里就没有自来水。于是建房之初，建筑商就在地上挖口井，用一架高压水泵，把水抽到三层楼顶上最高的一个水箱里，然后通过水管子，将水箱里的水输送到六家人家的自来水管子里。而这座水箱，恰巧就建造在我家晒台的顶楼上。后来在打井的旁边搭了一座棚子，给管理水箱的工人仇师傅住。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用上了自来水，这个正正方方的水箱就废弃不用，空关在屋顶上。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很顽皮，这个带有一点神秘的水箱就成为我们小孩玩耍的天堂。我跟着我们楼上的邻居、比我大六七岁的毛毛爬到屋顶上去玩，专门顺着铁梯子攀到晒台上，从晒台狭小的木梯子再爬到这个水箱旁边，从旁边水落管子翻上水箱。这个过程充满了刺激。我们站在水箱上往下看，人变得很高很高。

　　这个四方大约八九个平方米的水泥顶上，只有一个小圆窗，是给仇师傅用来观察水箱里的水质和水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