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郊怪楼，起先的路牌是淮阴路200号，后来划归为西郊后，有人称之为四号楼、紫竹楼，而“怪楼”这个名称的起源，听我慢慢给您道来……

　　1  朱老总叫出名的“怪楼”

　　20世纪60年代初，董必武同志有事来上海，在市委招待所落脚后对工作人员说：“听说你们上海有个‘怪楼’，在什么地方？我想抽空去看看。”工作人员问来问去，谁也没听说过有什么“怪楼”。后来市委招待处的领导知道了，就去直接问董老：“您在什么地方知道的‘怪楼’？”董老说：“我在北京听朱老总说的呀，他说他亲眼看到过的。”原来如此！招待处的领导明白了，董老指的一定是原淮阴路200号那栋姚家的老房子，前些日子朱老总在沪时的确去看过，此时已经划归市委414招待所（即现在的西郊宾馆）。后来这栋房子叫西郊宾馆4号楼，又称紫竹楼。从那以后，“怪楼”的名称就传开来了，一传十，十传百，闻名遐迩，已经被大家叫了半个多世纪了。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幸在“怪楼”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担任这栋楼的管理员，对这栋房子的历史做过一些调研，又在其中接待过很多重要的客人，如赵紫阳、胡乔木、方毅、赛福鼎、李井泉、叶飞、魏文伯、江渭清、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严佑民、王一平、包玉刚等等。那时候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过往上海的中外贵宾很多，414招待所也逐渐对外开放。可以说，那时从中央到各省市的领导同志，凡是到上海的都要过来看看“怪楼”，有的是参观，有的是会客，有的是在里面宴请，很少有人来住宿。包玉刚到上海为他在交通大学捐建的“包兆龙图书馆”剪彩时，竟点名要住西郊“怪楼”。可知这个地方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也曾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2  “怪楼”怪在什么地方？

　　仔细看看，那房子的确有些“怪”。“怪”就怪在是座把小桥流水和阳光引进玻璃客厅的花园洋房，整个大客厅有一半的面积是流水、绿地和“阳光室”，也就是说，室内的花鸟绿树、人造瀑布与室外的小河流水、香樟、绿地浑然融为一体，中间仅有一层玻璃幕墙相隔，而玻璃幕墙下面并不是墙基，而是小鱼游弋的流水潺潺，连接着屋里屋外……人可以足不出户，尽享小桥流水、鸟语花香、“高山”瀑布和灿烂的阳光，强调的完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的建筑理念在1948年，不要说在中国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属于新潮的“超现代”的理念，就是在美国，也是属于刚刚兴起的，实例很少的高山流水式的建筑。

　　所以有人说，“怪楼”最大的特点，是把室外的园林搬到了室内。此话不很完全，因为它毕竟不是温室苗圃，而是居室，力图适合人的居住需要，而真正实现这一点，真不知花费了主人和设计师多少奇思妙想和钞票。人们一走进客厅，不仅满眼草木丰盛，还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原来客厅有两面墙全是用大石块砌成，那石头缝里不仅长草，长龟背竹，还有小小的瀑布由上而下，既滋养着花树，又在屋南的玻璃幕墙下汇成小小的溪流，然后流向室外。坐在这间客厅里抬头就能见天，因为半个客厅的天花板也是用玻璃幕墙制成，很自然地解决了采光和晒太阳的问题。顺着客厅东边的阶梯拾级而上，就来到二楼的小客厅和茶室，周边的装潢和家具全是竹子做的，窗外是翠绿的竹林，一派中国江南风格，荫凉透风而又不失文人学士的典雅。客厅的北部又是一大间，只见一片乱石砌成的墙面上镶嵌着一个壁炉，周边是一些色彩相近的橱柜，里面转弯是厨房，可知这儿是当年的餐厅。二楼是主卧室、书房、琴房、小客厅。推开楼上北门，有一个小巧的游泳池，原来此楼的设计者运用现代派建筑中“有机建筑”的理论，依地势建屋，在房子背后的高坡上建了个小游泳池，构思奇巧，设计合理，在上海滩独树一帜。

　　3  “怪楼”里的一群人

　　“怪楼”建于1948年，是中国水泥公司老板、著名营造商姚锡舟（中山陵的承建者）的大儿子姚乃炽的别墅。姚乃炽继承了父亲的建筑细胞，但是更海派、更新潮、更奢侈，样样喜欢标新立异。他的主意一旦确定了谁也别想更改。他家的老宅在淮海中路北边的格罗西路（现在的延庆路），传统老洋房，而建在西郊的别墅却建成了一栋“怪楼”，造价奇昂，因为处处要求都非常独特。

　　据他的侄子姚昉先生回忆，建“怪楼”时用的粗大的原木是从东北原始森林中购来的，因为又粗又长，下了火车根本没有相应的车辆运到虹桥，那么就在虹桥路上一路铺上很多圆棍状的长木棍，把一根根粗大的原木放上去，一路滑到目的地。到了建房工地，这些原木被刨去外皮，然后用松树枝子烧火烟熏。姚昉曾奇怪地问他伯父，为什么要这样做？姚乃炽回答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熏死木头里的虫子，同时他需要这种用松树枝子烟熏的颜色效果，这些木头可以原色放上去，不用油漆涂色了。

　　原来是这样！

　　到现在，“怪楼”正面和西立面呈现的一根根火车枕木般的粗大横木，原来就是这么“捣鼓”出来的，六十多年来风雨侵蚀也不蠹不烂，尽管颜色从深褐色变成了黑色，然而当年的风韵犹存，可知姚乃炽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之严。

　　姚乃炽从小在上海租界里长大，喜欢网球和爵士乐，当年是个出名的音乐发烧友。他们兄弟从小都跟乐师学过琴，所以他家里一到周末，爱乐朋友总是成团成旅，吹拉弹唱，非常热闹。他的夫人朗尼莎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杂技、魔术师郎德山的大女儿（母亲是奥地利人），长得非常漂亮，在朗家的杂技团中走钢丝，过去《申报》上常刊出她和妹妹的演出剧照。郎德山曾带着他的杂技团在二三十年代，游遍了整个欧洲和美洲，巡回演出，回到上海后，参与投资建造了四处演出场所，其中包括著名的南京大戏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厅），也是过去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朗尼莎嫁到姚家，自然给这栋房子带来了更多的艺术气息。

　　既然喜欢爵士乐，姚乃炽一高兴就成立了一支家庭爵士乐队，成员除了自家人，还有一些发烧朋友，其中有一个“怪物”是旧中国最出名的广告公司“华商广告公司”老板的儿子，名叫查理林，是个不喜欢读书，每天都沉浸在西洋音乐里的小开。当时查理林在姚家的小乐队中弹钢琴，现已近九十岁了，仍旧沉迷爵士乐，东方广播电台每周“怀旧金曲”的节目，都是他制作的。他至今还保存了一张在姚家“怪楼”里练琴的照片，照片中反映的种种信息，令笔者大开眼界——从中可知，其中有薛文卿（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的成员）、姚乃炽的小舅子及“阿陆”、“小喇叭”、“阿强”，还有两个瑞士籍的朋友。姚家小乐队不像朱氏家族（朱志尧家族）的小乐队，常常要外出演奏，他们不出家门的，就关在“怪楼”里吹吹打打，自我陶醉。

　　姚乃炽1956年去了香港，此处房子由国家代管。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委建造414招待所的时候被圈了进来，同时圈入的还有淮阴路168号姚家花园，占地50亩地，加上“怪楼”及所在地周边绿地10亩，共计有60亩地。

　　粉碎“四人帮”以后，1986年姚乃炽回沪，向政府提出落实房屋政策，有关部门按政策予以落实。姚氏鉴于此房已经在西郊宾馆范围内的事实，遂将房子售给了西郊宾馆。

　　4  邓小平“怪楼”谈开放

　　上世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常到上海视察工作，就住在西郊宾馆，偶尔也会在“怪楼”小憩聊天，有时会问问“怪楼”的主人，有时会聊聊“怪楼”的建筑特色，更多是谈到开放的事情，笔者有幸聆听原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处长葛非同志在“怪楼”倾听小平谈开放时的经历。有一次小平同志在西郊宾馆散步时感慨地对葛非等人说：“这么大的地方，只供我们几个人住，太浪费了，内部宾馆也要对外开放，赚外国人的钱。”葛非即刻把这个重要的指示向市委汇报，得到批准后便付诸以行动，不久西郊宾馆的大门迅速打开了。

　　小平同志的决策，对西郊乃至上海宾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在“怪楼”聆听老革命们的教诲

　　在“怪楼”我们经常能听到老革命们的教诲，他们怀揣着对党绝对的忠诚，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并凭着一己之力，在当时的形势下，为国分忧，为民解愁，提出了各自宝贵的建议。

　　胡乔木学问渊博，来到“怪楼”时，叫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多读书。

　　汪道涵作为上海市市长，常来“怪楼”坐坐，关心着上海方方面面，通过服务员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及住房问题。

　　李井泉三年困难时期时，为四川调粮承担责任，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也不想麻烦我们为他特意饭菜，来到“怪楼”小憩，不吃饭便离开了。

　　江渭清虽早已不在岗位，却仍经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情况，甚至还想让住房困难的司机住到他家来。

　　王一平夫妇从不尝试饮料等，只是一人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地谈着、聊着。

　　陈国栋一心想着提拔中青年干部，使上海青年干部的提拔走在全国前列。

　　还有叶飞将军开座谈会了解民情、胡立教付腊梅钱、严佑民吃客饭等众多老革命们，他们的优良品德，都感染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