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尘封90多年后终于公之于世，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侵华的新证据。此书译者甘慧杰先生花时三年译出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日记。我们在此刊登他的“译者序”。限于篇幅，全文有删节。——编者）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一书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中的全部日记手稿翻译而成，原稿为日文，竖写，无标点，中译本标点为译者所加。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系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内容包括日记、海军报告、诗稿、杂著、书信、藏书、传记资料、照片等，总页数超过一万页。这批文书于1957年被上海历史所获得，装订成二十四册。规模如此庞巨的单个日本人遗留在中国的原始手稿资料群，十分罕见，极具史料价值。鉴于原稿辨识和翻译方面的难度，至今未有较全的中译本问世，译者不揣谫陋，历时三年，将这套文书中部头最大、最具价值的日记（1887年1月3日—1923年1月15日）全部译出，付梓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宗方小太郎(1864年8月6日—1923年2月3日)，字大亮，号北平，日本熊本县宇土郡人，出生于一个下层武士家庭，幼时随当地塾师草野石濑修学，好读经史，后入佐佐友房创办的中学“济济黉”就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警察。1884年秋，以《紫溟新报》（《九州日日新闻》的前身）通迅员的身份随其师佐佐友房来到上海，寄寓于北川藤五郎的住处，入东洋学馆学习汉语，又经常出入岸田吟香开设于上海的书药店——乐善堂，学说中国话，兼习生意，时而摘译《申报》的内容，寄回日本，如此三年，一直寓于上海。1887年4月，他从上海出发，历游中国北部九省，写下了《北支那漫游纪》，现存的日记即起始于这一年。
宗方小太郎一生的转折点在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前夕，他受日本海军指令，奔赴烟台，乔装潜入北洋舰队威海卫军港刺探军情，同时收买两名当地中国人，指使他们潜入旅顺军港，带回情报，在此期间，他连续写了16封密信，寄给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化名“东文三”），为日方取胜立下“殊勋”，因此，日本明治天皇特赐召见，是其一生之“无上荣光”。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当然，《日记》的内容远不止此，相信读者观后便可知其大半生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
宗方小太郎表面上无官无职，自称“民间一处士”，其实暗中为日本海军服务了三十年，领了三十年的津贴，寄出了大约七百封报告。因他具有“认真、缜密”的性格，故深受海军高层信赖，有些报告甚至转呈明治天皇“乙夜阅览”，足见海军对他的重视。1923年2月3日，宗方小太郎因肾炎发作病逝于上海，将死之际，日本大正天皇特授予他“从五位、勋三等”之荣誉，以表彰他对海军作出的“杰出贡献”。
宗方小太郎死后十数年，1938年左右，有不少生前好友写文章回忆他，其中包括恶名昭著的侵华战犯本庄繁和松井石根，皆称他为“国士”。甲午战后，他向海军提交了一篇《对清迩言》，谈及战后的对华方策……
拿此篇内容对照《马关条约》之中日本从中国攫取利益的条款，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政府直接受到宗方的启发，下列日记甚至还可证明《马关条约》的始作俑者就是宗方小太郎：
（1897年）十月二十九日 晴。热气殊甚，虽着单衣亦发汗淋漓。午前访角田氏于海军部，往叩内务部长杉村濬，商量福州之事。杉村见识褊浅鄙俗，不足道。交谈数语，辞出。夜赴七里恭三郎之宴，白井新太郎来会，谈话至三更而归。是日本田清人、山口法官来访。四时访总督，小谈归。予入此地以来，《台湾新报》及《日报》两报频频记述予之经历，曰：日清战役之大功者，咫尺近天颜之人也。曰：东肥之志士，清国通之首领，以日清战役之有功者为世所知之宗方氏乘“横滨丸”抵达。曰：台湾先驱者，起草“割让台湾条约”文，作第一谕告文者，宗方氏也，云云。
“割让台湾条约”，即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马关条约》。一介书生，胃口之大，心地之狠，令人发指，这正是所谓“国士”战略家的想象力与破坏力。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还结交了不少中国人，但对中国与中国人毫无感情，在写给海军的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侮蔑之词。他结交中国人，只不过是为了刺探情报，第一时间了解中国政治风云动向，近距离获取新鲜素材而已，可怜哉，那些与他交往的中国人，无意之间成了这个大间谍的情报源泉。宗方于1893年的日记中有一段自白：“十月十一日 雨天。午前脱却邦人服，剃去头发及胡须，改着满洲衣冠。优孟十年，对镜不觉大笑。”自比“优孟”，自我定性，假意逢迎的心曲表露无遗。
总之，被其晚辈们尊为“兴亚先觉者”的宗方小太郎，无非是一个打着“兴亚”的幌子，长期在中国从事幕后活动的老一代间谍而已，而“兴亚”的本质，亦无非是以日本为亚洲的霸主，在“提携”、“协力”等名义下最大限度地侵略和奴役中国、朝鲜等邻国而已。
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跨度达三十七年之久，除少数年份的日记有所阙漏之外，其他年份的日记基本完整，凡译本中日记不连贯之处，便是原稿阙漏之处，恕不在此一一指出。因原稿篇幅巨大，难度很高，译本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历史所原所长、译者的导师熊月之教授于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为本书增色不少，培育之恩，难以言表，在此郑重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