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以来，热门饭堂“年代秀”就没有消停过，突然关门，6家门店拖欠了300名员工两个月共计200多万元的薪资，舆论哗然。如今，监管部门已着手为被欠薪员工提供法律援助，那被拖欠的薪资也将由欠薪保障金支付。

　　一场风波告一段落，公众熟悉又陌生的“欠薪保障金制度”，却值得说说。

　　如果，“秀”是一个无关褒贬的中性词，时代变了，那事关所有打工人切身利益的“欠薪保障金制度”，究竟该怎么“秀”，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1999年，上海开始设立欠薪保障金制度，当时仅适用于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下的小企业。2007年6月，市政府发布《上海市企业欠薪保障金筹集和垫付的若干规定》，欠薪保障金制度，由此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它的适用范围，从300人以下企业扩展到上海所有企业。征收标准也从原来按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征收，改为按最低工资标准征收，征收面由此扩大。同时，垫付范围调整为被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垫付金额自然也是扩大了。此外，欠薪保障金的申请人，也从清算组织、法院，改为劳动者个人，主动权交给劳动者。

　　1999年后的10年里，申城“欠薪保障金”的保障范围、支付标准、执行方式发生了不少变化，向劳动者权益保障倾斜，却是不变的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司法裁判却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劳动者被欠薪，打赢了官司却仍然拿不到钱。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章思广是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他遇到的欠薪案例，不止一件。他发现，一些劳动者被拖欠工资竟达1年之久，即便打赢了维权官司，依照规定最多也只能得到6个月补偿。

　　被欠薪的，打得赢官司，司法才公正；赢了官司的劳动者拿得到被欠薪资，司法才有权威。司法公正，可以在法庭上实现；司法权威，却离不开法庭外的制度设计。

　　2010年元月，章思广向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建议解决欠薪保障金的垫付和追偿问题，以此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当年6月，市高院与市劳动保障局达成“小企业欠薪保障金垫付及社保案件执行等问题的会议纪要”，为法院解决欠薪纠纷提供资金保障。如果，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企业破产无法支付拖欠的工资，就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动用“欠薪保障基金”实施欠薪垫付，缓解劳动者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的困境。

　　不止上海，当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主力，防范欠薪，便也随之成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时代主题。2010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在欠薪问题集中的建筑行业和餐饮业，普及欠薪保障金制度，尤为迫切。其中，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月薪制，建筑行业年底或工程结束才发放全部工资，如果再遇到层层转包，一旦欠薪，催讨尤为艰难。工程伊始，即缴纳保障金，才有“定心丸”。如今，欠薪保障金制度，已在国内渐次普及，欠薪问题也不再是最高法年度工作报告中的“棘手热点”。

　　一种制度的成长，往往透露出社会治理方式的嬗变。比如，观察欠薪保障金制度的发展，无论是覆盖人群的普惠性，还是保障方式的能动性，劳动的价值和尊严，无不渗透在其间。但这种制度的普及，是否已经深入人心？被保障的劳动者，特别是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是否像熟知《来自星星的你》，像热望《太阳的后裔》那样，知道有个欠薪保障金制度，才是自家权益攸关？

　　似乎，被保障的人与保障制度之间，不够熟络。

　　“年代秀”出事了，大门、窗户、墙壁上，红色喷漆书写“欠工资不还”、“还我血汗钱”。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保障权益，与其事后愤怒，不如事先防范。在被欠薪的2个月里，劳动者是否已向监管部门投诉，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督促监管部门启动预警？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欠薪案件引发的骚动，都发生在老板“跑路”之后，在被欠薪的数月内，鲜有主动投诉。欠薪保障金制度，作为一种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设计，其功能不止在于“事后补救”，更在于“事前预防”。欠薪一旦发生，就应引起劳动者和监管部门的警觉，才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对社会治理成本而言，“预防”的代价也总是小于“治疗”。

　　因此，欠薪保障金制度，要“秀”出社会治理的更高水准，就不能不想想该如何向劳动者普及制度常识，这本身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