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谈与冯其庸先生的几次相遇。

　　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我还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本科生，坐在大礼堂后排角落，远远地，听冯其庸先生在讲庚辰本，不太标准也不太清晰的话音，通过话筒一直传递到礼堂的角落，我手里拿着他的专著《论庚辰本》，不时摩挲一下。讲座结束时，我急促穿过人群，迈步上讲台，请他给我签名。再比如，2004年的某一天，我已经是《红楼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在扬州会议的晚宴上，我请了当时还健在的顾鸣塘老师帮我和冯先生合一张影。

　　但这里，我想撇开人与人相遇的空间意味，而是谈与冯其庸先生文字的几次相遇。

　　1979、1980年的样子，我还在读中学。教语文的肖老师觉得我们古文底子太差，就课外推荐了几本读物，其中有冯其庸等先生编的《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当时书店里只有上册，老师说买下来再说，因为这个选本不但文章选得好，而且题解注释都简明扼要，关键是，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前言，几乎把中国历代的文章史，作了全面梳理。“这样，读作品前，等于先有了一个历代文章名篇的目录学常识。”老师说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所以有空就把这篇前言翻出来看。几年后，才买到下册，知道这一本前面是没有前言的，但翻看过程中，还是感到了一些失落，好像下册也应该来这么一篇精彩的前言似的。

　　读大学时看了不少小说，其中也包括《红楼梦》，但当时有读小说却没有读评论、研究专著的习惯。只是因为有听冯先生讲座的机会，为了请他签名，买了他写的《论庚辰本》，书不厚，很快读完，稍稍有了一些版本学的概念，并且留意起他谈及的一些避讳问题。这样，《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说黛玉对母亲敏字的避讳细节，也在记忆深处被唤醒了。从此，让我读作品的同时也有了读相关研究论著的习惯。

　　《红楼梦》的脂砚斋评语当然是重要的，读研时，经常会参考，但对其他各家的评语，关注得较少。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买了冯先生的《八家评批红楼梦》，才对清代《红楼梦》非脂砚斋的评语，有了比较系统的阅读，而且收获良多。以后写文章，也常常引用里面的内容。虽然不少评点的观点，我不很认同，但看看这些观点，对于研究《红楼梦》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艺术氛围，也是有相当好处的，而这种氛围，我们现代人未必感觉得到。比如清代洪秋蕃评批《红楼梦》，看到第三十六回薛宝钗坐到贾宝玉床头，给他绣肚兜上的鸳鸯，就批评说，薛宝钗做事处处谨慎，为何在孤男旷女枕席床帏旁，却如此漫不经心呢？有这样的批评，我们才觉得林黛玉隔窗讥笑她的合理性，但也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感慨，黛玉用以讽刺他人的，其实并没有什么超时代的思想武器。可以说，冯先生编的《八家评批红楼梦》，成了我除脂批以外最常用的书。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读到的冯先生的一篇论文。

　　10年前的一天，在和学生上课时，因为谈李白《将进酒》的“惟有饮者留其名”一句，很偶然地想起曹雪芹传说中也是嗜酒如命的，觉得可以把《红楼梦》里有关人物的醉态描写，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当时觉得自己想法很新，所以只是就手头现有的《红楼梦学刊》翻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很自信地立马写成一篇论文，投给学刊发表了。后来，在资料室看关于《红楼梦》的相关论著时，才发现其实冯先生早就写过关于红楼梦人物醉态的《醉里乾坤大》一文，当时头上一阵冒汗，马上仔细阅读，虽然论述的角度不完全一样，但是关于一些相似材料的论述，还是有不少比我深刻的地方，如果早些时间读到这篇文章，我可能就会放弃写的念头或者最起码也要引用冯先生的结论。于是头上又冒出一阵汗来，一种羞愧的感觉，至今还很清晰。

　　其实，人与人的相遇，既有直接的、面对面的，也有间接的、借助文字的。而每一个人的学术工作，他留下的文字，都像是在圈里激起了一阵或深或浅的波纹，一些前辈大家们，虽然人已经离去，但他们激起的深厚波纹，还在持续发生着影响，并可以传递到很远很远。

　　(写于2017年5月无锡冯其庸先生追思会前夕)